1978年在北大

    ■吴福辉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三年，拼命学好这三年。可是和同届的研究生一接触，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的决心能把我衬托得无地自容，有的人的口号竟是：三年不看电视电影！对知识的这种饥渴般的感觉现在想来似乎仍贴在身上，难以忘怀。

    这实际不是北京大学的特点，而是1977年、1978年中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已经十几年全国人民不读书或说只读《毛选》一本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只要传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纪的文学名作再版，就会天不亮在门口排起了长龙。这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不论“政治身份”的学生进了校，所以大家有一种解放感，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学习冲动存在。我现在还能找到的一张自拟的作息时间表，是早晨5时半起床，去未名湖跑步、读外语；上午7时半和下午2时半和晚上6时半是一日三次进图书馆；晚间12时睡觉。三年中几乎每天如此，周而复始。

    我的藏书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焚毁了，现在一个月30元的生活费，要拿出十元买书已经十分吃紧。海淀书店来什么书了，走廊里有人一吼就赶快行动，常常弄到山穷水尽、捉襟见肘的地步，并引以为乐。那时北大的物质生活是清苦的，但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得，也没有功夫觉得。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书斋妙语极多。某次，不知怎么谈起一个人与他母校的关联，他放下他那有名的烟斗从容道来：“如果毕业的学生名气比学校大，学校就积累你的名气成为名校；反过来，学校的名气就输送给你了。”我不知道先生是否有意鼓励我们做出大学问，也不知听众中其他同学作何感想。我当日就悟到：我将永远浸透在母校的光芒和温煦之中了。

    （《寻找北大》钱理群/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