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的城市生存

    十年前，媒体高喊：“没有方言的城市是可怜的”。长春“这长得磕碜”、成都“巴适得板”、武汉“冒得事晃来晃克搞么四”、上海“阿拉上海鼎鼎煞根”……成为这些城市的坊间名片。你要融入城市，请先学会当地方言。

    如今，武汉一名3岁孩子，因为只会说方言，在幼儿园里成为另类。他在回答有关颜色的提问——“红色、黄色、楼（绿）色”，把大家逗乐了。你要融入城市，不用管它讲什么方言。

    方言之于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些记忆里儿时的乡音俚语，当下被挤进了尚待拆迁的几条弄堂，留在怀旧的人心里。

    好玩的方言

    方言有自己的性格，这其实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性格。都说川渝不分家，其实，成渝两地方言的区别还比较明显。重庆人说话火爆，但问题好解决；成都人说话温和，但问题不大好解决。

    例如，你晚上过了11点回家，一进门，重庆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啷个的噻，那个婆娘莽粗粗的比我长得乖么？背你妈的时哦。”骂得你热汗淋漓，但15分钟后你就能钻进被窝睡个安稳觉。成都老婆不一样，回家晚了，她不骂，只温柔地望向你：“回来啦？回来爪子嘛？耍噻，你耍安逸了再回来噻。”连续15天你休想摸上床。

    天津和北京，两座城市距离虽近，方言却差得远。天津人的生活态度跟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是大爷，晃晃悠悠。天津人是码头文化，爽快炽烈。

    收藏家马未都多次往返京津之间，对此深有体会。他开车在路上，遇见警察招手。一拦下来，警察兜头就问：“哎，天津黑吗？”马未都不懂警察说的啥意思，只好回答天津不黑啊。警察接着说：“不黑开大灯干嘛（mà）？”马未都这才恍然大悟。

    方言有娱乐性，总能给生活加点料。东北方言天天“整”；天津方言特“gér”，就爱逗你玩；侯宝林、刘宝瑞等相声大师都爱模仿山东方言说笑；河南方言里，可以就是“中”，河南人表示疑问、赞许、感叹或者没缘由地就会发出一声长音“咦——”，让人以为好戏就要开场。再比如川菜馆子里的喊堂，“喊堂的报菜名，‘火爆栏中半’‘红烧太子登’，上的菜就是火爆腰花和红烧鸡。”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黄尚军解释说：“这喊堂就像猜谜，前三个字是谜面，最后一个字是谜底，‘栏中半，腰’‘太子登，基’，腰对腰花，基对鸡，喊完谜面，掌勺师傅就能听出谜底。”

    说着不同方言的人们站上生活的大舞台，柴米油盐嬉笑怒骂演绎出不同的个性，构成多元中国的精彩图景。若方言消失，南腔北条通通不见，那该多么无趣。

    方言禁区，越来越多

    36岁的夏勇刚来成都工作时，坚持说家乡方言，周围的人都要问及他是四川哪里的。跟客户交谈时，为了想办法和对方拉近距离，夏勇开始改变自己的发音。慢慢地，夏勇把家人、朋友商量事情以及生活划为方言区，与客户交谈、安排工作则划成方言禁区。

    把工作作为方言禁区，是很多人惯常的划分，甚至白纸黑字落在规定上。

    去年，浙江金华市的陈先生就因上班时和本地同事说方言，被罚款100元。还有更严重的，南昌市一家通讯代理商公司规定，一个月内触犯5次或以上“方言禁令”者，将予以辞退。去年江苏省教育厅出台文件规定，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应达三级甲等，上班时间讲方言将被扣“监测指标分”。

    然而，随着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生活这个方言区也越来越不牢固了。

    上海的沪剧演员马莉莉说：“我先生到南京路去买东西，普通话不太会说，比划了半天，服务员和他说，‘请你说普通话，我没听懂’——他后来无奈地说，‘我变成外地人了！’”

    从区域来看，高档写字楼、政府办公区、学校……这些基本上是方言禁区。粤语文化学者饶原将这些禁区称为“语言特区”，他不无担忧地表示：“广州已经出现了许多语言特区，一些小区外地人占大多数，普通话成为主流语言。”他曾在这些“语言特区”生活，由于找不到归属感最后选择搬家。

    方言身份，越来越弱

    曾经，方言塑造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和集体性格。例如成都一句“巴适得板”，可以看出这里的麻辣与安逸，不露痕迹地交融着，形成了四川人特有的生活韵味。武汉一句“冒得事晃来晃克搞么四”，能让人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粗糙与热度。

    如今，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方言逐渐与普通话相融合，这种个性也越来越被弱化。而且这些外来人口中最早几批，已经在各个城市立足，他们改造着城市的气质，但并不全说当地方言。

    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俐李的研究，苏州方言最开始有8个声调，现在只有7个声调了。这是因为其中一个声调只用于一些特定词汇的发音，而这些词汇由于难以被外来人群理解，已经逐渐被当地人弃用，演变为普通话的表述。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需要说上海话来融入这个城市，而当地人更将“上海话说得地道不地道”作为判断此人是否是本地人的标准。到了9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地学生到上海求学，公务人员、商人也都说普通话，上海本地人原来的心理防线逐渐发生改变。今天，多数上海人在用普通话交流，上海小孩说普通话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人们在另一个城市寻找身份认同的时候，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语言来包装自己。”刘俐李说，一开始是外地人在上海寻找身份认同，现在变为上海人也在寻找身份认同。

    我们自己弄丢了方言

    很大程度上，方言属于老一代人。曾经有种观点认为，说方言的城市是老派的，有点历史底蕴的地区都以使用当地方方言为荣。

    广东人把普通话叫做“煲冬瓜”，言语中流露几丝戏谑，但广东不是过去唯一轻视普通话的地区。粤语曾一度有影响全国之势。

    如今，说粤语的人越来越少。粤语文化学者饶原生称，10个人坐在一起，可能有一个不会粤语，但大家都会讲普通话。

    仅仅十年前，走在陕北农村，听到的还都是：“哎——梦也不梦嘛，咋打猛子回来个你？”意思是做梦也没想到，你突然回来了。现在，见了面都成“你好”了。

    对方言式微的担忧，折射的是故乡缺失与文化焦虑。而当故乡缺失后，对方言、母语的担忧和依赖，也就越来越明显。

    诗人北岛结束20多年海外漂泊后定居香港。在被问及“你四处波折游历，不停搬家，始终带在身边最珍视的东西为何”时，他答：“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对于诗人而言，如果没有方言、没有母语，那种无家无根的凄凉，抓不住的乡愁，像被人剪了舌头一般的孤独。

    2015年春节，习近平回陕西梁家河村给乡亲们拜年，介绍彭丽媛时，不忘用陕北方言说：“这是我的婆姨。”一个“婆姨”，道出了他对那片土地的认同和深情。

    说什么，你就是什么。方言，能让你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该传承些什么。每一种方言都是一个知识体系，都包含着很多文化传统；丢失了方言，就意味着失去了这套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

    （《廉政瞭望》2016年第3-4期合刊 夏芯 张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