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御用”笔杆子因何自杀

    自1927年，他应蒋介石盛情邀请，加入国民党，为蒋介石撰写各种公文。他是国民党的“文胆”，也是蒋介石忠实的“智囊”。然而，正当国共内战激烈时刻，他却自杀了！此人就是陈布雷。

    北伐战争开始前，出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四处招揽人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戴季陶遂力荐因翻译润色孙中山《告友邦人士书》（英文）而声名鹊起的《天铎报》主笔陈布雷。

    于是，邵力子奉蒋介石之命自广州到上海，宴请报界人士，特地给陈布雷带来一张蒋介石的戎装照片，上附签名：“赠陈布雷先生，弟蒋中正”。

    1927年2月1日，陈布雷与潘公展来到南昌。陈为蒋起草了《告黄埔同学书》，深得蒋的欢心。蒋介石亲自与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在与陈晤谈多次后，意欲留陈在侧，但陈布雷反复陈述志在办报，无意参政。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进入深度军事对抗。担任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设立行营，建立侍从室，陈布雷出任该室主任，成为国民党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幕僚长，充当“领袖文胆”角色。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陈布雷闻讯，心急如焚，特撰短柬托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此次职未及随侍，疚戽实深，昨日闻悉后，遥念钧座起居，寝食难安。”信中的担忧跃然纸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立即令陈写下《对张杨之训词》，将事变的和平解决归结于张、杨受蒋介石“精神之感召”。

    1937年1月12日，陈布雷随蒋介石赴浙江奉化，根据蒋的意见写下《西安半月记》。此时，陈布雷身心都受到极大折磨，他曾给知友写信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西安事变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抗战，可是在国民党内高层，在何时抗战，以何方式抗战，到后来要不要抗战等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和对立，这些纷争把陈布雷也卷入进去。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抗战高涨时期。

    陈布雷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子，又担任“总统国策顾问”及全国宣传小组召集人，是国民党在文化舆论宣传方面的“总参谋长”。他热情激昂地为蒋介石起草数十篇重要文章，其中“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激励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决心。

    但是，陈布雷不分昼夜的工作，使得他身心疲惫，几乎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他每天不得不以服用安眠药来帮助睡眠。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近来进食无味，精神上之衰疲劳累，正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据历史学者从陈布雷日记中查证，抗战中后期，陈布雷精神状态就很差，数度想过自杀。

    1948年，是蒋介石大陆统治的崩溃之年。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深感中共所提出的各项政策与策略，无不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可气可憾的是：国民党的人才一大堆，就是没有人能写出击中共产党要害的文章。即以陈布雷来说，号称是党国“文胆”，又是总揽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居然连自己的兄弟子女都不能感化，反而让他们纷纷接受“赤化宣传”！

    蒋介石对盛名之下的陈“文胆”渐失所望，亦生不满。蒋面带愠色地说：“布雷先生，你看看人家的文章。”然而，陈布雷竟脱口而出：“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蒋半晌静默，最后一言不发而去，陈布雷灰头土脸地呆在那里。

    大致说来，陈布雷有一个由来已久的老毛病：若时局好转，心境愉快，身体状况亦往往无恙；若时局恶化，心情焦虑，身体状况也就急转直下，开始百病缠身。10多年前，陈布雷就把这个毛病称之为“心疾”。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政治病”或“思想病”。

    1947年夏，因被时局恶化所刺激，加之宣传战久无成效，陈布雷的老毛病又犯了，身体极度衰弱，工作难以为继。

    1948年秋，目睹了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江河日下的形势，陈布雷终日自哀自叹，心中抑郁，不能自解。

    10月间，蒋为指挥辽沈战事，3次飞抵沈阳督战。11月初，沈阳失陷的消息传来，蒋惊骇莫名，急火攻心，以至吐血不止，卧床不起。11月2日，陈布雷夜访黄埔路总统官邸探望。蒋见陈深夜来见，便垂询陈布雷对时局有何高见？陈布雷嗫嚅着说：“依卑职之见，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陈接着说：“目前形势不同于北伐，将衰兵疲，人人厌战；贪腐成风，民不聊生。若保得半壁江山，将来还可重振旗鼓，统一全国。”蒋在听到“半壁江山”几个字时，当即不客气地训斥陈意志消沉。最后说：“你该休息了！”

    1948年12月12日深夜，陈布雷口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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