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

    ■阿乙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农历正月十一，星期五。我走在通往县文化宫舞厅的路上——什么启示也没有，只有到将近十五年后才会清楚——那里有一个布置好的阴谋。我浑然不知地踏进去，就像踏进时间的下水道，经久不归。 

    我走进舞厅，三三两两坐着旧时的同学。我坐在靠门的沙发上，礼貌地打招呼，等待合适的时机离去。这时阴谋启动：服务员好不容易调试好音响，放进去磁带，正在转动的转灯恰好坏掉，一束暗蓝色的光一动不动照射在我的正前方：一张苍白的脸庞。这束暗蓝的光像微火烘出她内心的忧伤。

    我在初中和她同学一年，高中同学两年，有不少次擦肩而过，说过你好和再见，交往也就这样。在这个时刻，我却像走上平庸的山头，望见一望无际的冰川，被秘密完全震慑住。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诡异的时刻，也许只有一秒，但一生就此安排妥当。我想，我爱她，拉起她的手，保护她，和她一起活，消失于这人世。这便是上帝设好的阴谋。这个时刻过去八年，我才承认我是在自作多情。 

    每个人在初恋时几乎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以天命为由，固执，蛮横，百折不挠。我不知是我锻造了拒绝，还是拒绝锻造了我。愈挫愈勇。她起先婉拒，后来是坚定的拒绝。如果程序倒过来可能好一点，她第一句就说“滚开”，可能后边的历史便不会演进下去。但她开始说得很礼貌，让我以为那只是有着某种不便。我总是替她考虑，觉得她羞涩，或者想考验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和她修成正果，现在应该待在县城家里，坐拥DVD、空调、真皮沙发以及孩子的玩具，晚上到朋友家打打麻将，打累了，让她锄锄草——在县城，管替打为锄草。我曾读过托马斯·曼的《托尼奥·克勒格尔》，作家克勒格尔在回乡时看见童年最好的玩伴与自己的初恋女人幸福地生活，热泪盈眶。那是因为对平庸生活羡妒而流下的泪水。 

    有回我从警校回县城，眼见要将病假消磨光，于是打足勇气——对自己说，你跑了几百公里到底是为着什么——走向她家。上楼梯时，腿脚发软，好像人生只剩这最后几级了。

    她拉开门，坐回椅子，我僵立很久才敢授权自己坐到对面。电视正放潘虹主演的《股疯》，她斜着头看。我像罪犯窸窸窣窣等待审判。我从没见过这样凌厉的眼神，它像利剑扎进我眉心。我仓皇说出让自己也奇怪的话:“你就像个希特勒。”她对这样的愤恨纹丝不动。 

    在公安局的车将她送到省城东边一所学校后一周，我重整旗鼓去找她。我想她也许会念叨这次的帮忙，多少给点好颜色。但镇压却比上一次来得更厉害，她正在用手帕缠绕因为穿高跟鞋受伤的脚跟，看到我，脸色突变，说，请你离开。一小时后，我走上街，悲不自禁。

    二零零九年末，孟庭苇的演唱会举行，我买票去看。我之所以听这个高雄人的歌曲，是因为在将近十五年前的那个傍晚，舞厅的服务员修好音响，将一盘她的磁带放进去。在接下来的灯光照射到她的脸庞时，我想到是这首歌勾起了她的悲伤。我想是这样的。可能她自己倒不这样认为。 

    天使的马车飞驰过一棵棵杨树，天使啊马车啊年龄都不见了，只有杨树立在那里。

    （《寡人》重庆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