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蜀君身上体验“尊严”

    一大早打开微信的时候，看见柳光宇医生发给我的短信：她走了。

    我一下就愣在那里，知道这个她，是指史蜀君导演，她于2016年2月14日凌晨3点在上海岳阳医院去世。我没有流泪，我知道史导演不喜欢看见人家哭哭啼啼。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强势的东西，就是她喜欢说的：正能量！

    难堪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看见史导是1983年，那时候，史导演刚刚接手她的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我一直以为她才30刚出头，于是，我们这些刚分进厂的年轻人，对她充满了嫉妒。

    看见我的时候，史导演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把剧本看看，提提意见。”那时候真的是妒忌啊，我立刻回答说：“我一个破场记，看不懂的！”史导演一点不客气地对我说：“不要跟我来这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自私！”这是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后来我看见史导演，总是尽量避开她。我怕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也怕她对我没有好印象。可是，我知道，摄制组的人都喜欢她。说到她的时候，总是听见别人对她的赞扬。

    她扔掉了3000元的红包

    20年过去，我和史导演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听说你有一个本子写得不错？”“谢谢！”“什么谢谢，你给我看看。”

    看完剧本，她认真地跟我说：“你里面写的民工孩子，捡到钱送还失主，你注意了，不要写成一桩好人好事。这么多的钱，你要让人相信他为什么会还回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写了一场戏，他们半夜全家都沉默了？”“这是民工的状态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沉默。”

    她一语击中我的要害！人物成立，这个情节才合理。我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要把它改好！”于是，最终成为现在《我坚强的小船》里的戏剧冲突。

    戏，开拍了，我们资金有限。

    我们找秦怡老师演奶奶，可是谁和秦怡老师做邻居？我第一想到了史导演，她没有商量就答应了。可是，给她多少酬金呢？我结结巴巴地说：“史导演，我们的资金……”话没有说完，就被她呛了回来：“不要跟我来谈钱的事情，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要钱。”我和制片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可是制片说：“开口的群众演员都要给钱500元一天，她那么一个大导演，我们就意思意思给个一天一千吧。”我同意了。

    当三天的戏完成以后，制片给史导演拦下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然后赶紧把那三千元的红包塞在她的口袋里。史导演火气很大地瞪了制片一眼。出租车启动了，突然车窗被摇了下来，只看见从窗户里飞出一只红包，我们站在那里都惊着了。出租车扬长而去。

    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就这样，我和史导演越走越近，可是说着她的善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她的字典上，还要加上“尊严”两个字。

    当她知道自己生病时，她要求她的爱人不要跟朋友讲，她不希望让他们心里有压力。她要求我不要跟厂里任何人讲，她不希望大家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她依然是一个开开心心活着的人，只不过目前有点生病。

    今年春节前，她最新的检查报告送到柳医生手上时，柳医生要求我告诉她现实，生命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了，她要把所有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为的是以后没有后悔。

    2016年1月31日，我硬着头皮走进史导演的病房，她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跟你说不要来看我，跑那么大老远的。天，那么冷。”当我把残酷的现实告诉她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只回答了一句：“我没有什么惋惜，没有什么后悔的，我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看着史导演，这个时候，我真正体验到一个人的“尊严”，她没有张扬的表情，她的尊严以一种理性与平和的姿态向我伸出双手，我像被她紧紧地拥抱了。

    （《北京青年报》2.17 彭小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