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打开微信的时候,看见柳光宇医生发给我的短信:她走了。
我一下就愣在那里,知道这个她,是指史蜀君导演,她于2016年2月14日凌晨3点在上海岳阳医院去世。我没有流泪,我知道史导演不喜欢看见人家哭哭啼啼。她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强势的东西,就是她喜欢说的:正能量!
难堪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看见史导是1983年,那时候,史导演刚刚接手她的处女作《女大学生宿舍》,我一直以为她才30刚出头,于是,我们这些刚分进厂的年轻人,对她充满了嫉妒。
看见我的时候,史导演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帮我把剧本看看,提提意见。”那时候真的是妒忌啊,我立刻回答说:“我一个破场记,看不懂的!”史导演一点不客气地对我说:“不要跟我来这套,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自私!”这是她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
后来我看见史导演,总是尽量避开她。我怕她咄咄逼人的架势,也怕她对我没有好印象。可是,我知道,摄制组的人都喜欢她。说到她的时候,总是听见别人对她的赞扬。
她扔掉了3000元的红包
20年过去,我和史导演没有什么太深的接触,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听说你有一个本子写得不错?”“谢谢!”“什么谢谢,你给我看看。”
看完剧本,她认真地跟我说:“你里面写的民工孩子,捡到钱送还失主,你注意了,不要写成一桩好人好事。这么多的钱,你要让人相信他为什么会还回去,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是写了一场戏,他们半夜全家都沉默了?”“这是民工的状态吗?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那么多沉默。”
她一语击中我的要害!人物成立,这个情节才合理。我说:“我明白了,我一定要把它改好!”于是,最终成为现在《我坚强的小船》里的戏剧冲突。
戏,开拍了,我们资金有限。
我们找秦怡老师演奶奶,可是谁和秦怡老师做邻居?我第一想到了史导演,她没有商量就答应了。可是,给她多少酬金呢?我结结巴巴地说:“史导演,我们的资金……”话没有说完,就被她呛了回来:“不要跟我来谈钱的事情,我是来帮忙的,我不要钱。”我和制片心里都踏实了很多,可是制片说:“开口的群众演员都要给钱500元一天,她那么一个大导演,我们就意思意思给个一天一千吧。”我同意了。
当三天的戏完成以后,制片给史导演拦下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然后赶紧把那三千元的红包塞在她的口袋里。史导演火气很大地瞪了制片一眼。出租车启动了,突然车窗被摇了下来,只看见从窗户里飞出一只红包,我们站在那里都惊着了。出租车扬长而去。
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就这样,我和史导演越走越近,可是说着她的善良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在她的字典上,还要加上“尊严”两个字。
当她知道自己生病时,她要求她的爱人不要跟朋友讲,她不希望让他们心里有压力。她要求我不要跟厂里任何人讲,她不希望大家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她依然是一个开开心心活着的人,只不过目前有点生病。
今年春节前,她最新的检查报告送到柳医生手上时,柳医生要求我告诉她现实,生命已经走到最后的时刻了,她要把所有该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为的是以后没有后悔。
2016年1月31日,我硬着头皮走进史导演的病房,她依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跟你说不要来看我,跑那么大老远的。天,那么冷。”当我把残酷的现实告诉她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只回答了一句:“我没有什么惋惜,没有什么后悔的,我没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我该做的,都做到了。”
看着史导演,这个时候,我真正体验到一个人的“尊严”,她没有张扬的表情,她的尊严以一种理性与平和的姿态向我伸出双手,我像被她紧紧地拥抱了。
(《北京青年报》2.17 彭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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