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北平家用账本”

    借此一手材料可以考察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知识分子生活。

    “家用账本”一应俱全

    这是我二舅父母程朱溪、潘君璧的家用账本，时间从1932年6月至1934年6月30日。他俩大学毕业谋得职业后，在古都北平结婚，建立了温馨家庭。朱溪供职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女子学院艺术系；君璧则在故宫与女院艺术系上班。按账本所记，当时他们夫妇收人约230元左右。当时政府和文化教育机构往往未能发给全额薪金，只发几成而已。除每月所领不足额的薪金外，还有一些另外收入，如朱溪在大同中学兼课，君璧教学生弹钢琴，以及朱溪在省党部每月发的9元车费和他的稿费等等。

    这本距今整八十年、为岁月尘封了的“家用账本”是一个曾经时髦过的洋本本。内为印有横条的卡片，长16.5公分，宽10公分，厚2公分，面子为“人造漆布”，贴在硬纸版上。日用账以墨水笔与毛笔记录，间有极少几处红铅笔书写，已漫痣难辩，钢笔与毛笔字仍然清晰。账目由双方记写，女方记得更多一些，但开支与收入的详细程度惊人相似，连“买面三束，0.06元”也照记不误。不过记得越详尽，越体现出账本的精准与可信。

    在“家用账本”所记录的两年时间里，“大事”有三:1932年7月朱溪君璧结婚成家；1934年7月朱溪夫妇由北平经上海杭州返安徽屯溪老家省亲；与沈从文、巴金、卞之琳、李雾野、靳以等一批文化人的频繁交往情况。另外，1934年暑期，外祖父母从屯溪来北平游览，但该账册记到6月底即告罄，故老人来北平用度开支未见记录。

    在此账本里，两人结婚费用占了很大比重。他们均系外省籍人，在北平无亲无故，依靠自己力量，赤手空拳成家立业。从朱溪这边看，外祖父修兹公于1924年因时局不靖，从南开大学辞职回老家徽州后，一直在万安徽州中学与隆阜徽州女中执教，以薪金维持生计；外祖母省吃俭用，购置了十几亩土地从事农业和果园生产，惨淡经营。所以在账本上，朱溪结婚才给了100元。君璧舅母家是黑龙江地主，家境较富裕，娘家给了600元。所以，朱溪夫妇结婚成家是在“定时外援，自力更生”情况下进行的。

    从明细账目看，购买、印刷请帖，租房房租，沙发一套，戒指一对，电表押金，以及硬木家具床、柜、书架、书桌，厨房用具，礼堂租金，婚宴酒席，新人衣服，家用器物，等等，虽然只是大几百元数字，但对靠薪金生活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小的开支。然而就日常支出的食物、水果、点心零食和盆花、书籍、电影、看戏、逛公园、下小馆等支出而言，他们的生活又是蛮舒适的，无论精神文化上，还是物质享受上，都可说是小康偏上了。

    与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交往

    至于与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交往，账本上有较详尽的记载：1932年9月25日、与巴金公园喝茶，0.3元；20日，请巴金东来顺刷羊肉，1.8元，买鸡及牛肉请巴金，1元；9月22日晚，请巴金、从文、卞之琳、靳以吃饭,7元;9月23日午，请巴金、从文、访先、梦华吃饭，5元；10月12日，送从文三哥杨宝忠胡琴一把，4元;8月2日，代从文付达子营39号定金7元；1934年1月20日，请巴金“平安”看电影《归去来兮》，2元。

    “家用账本”上也能见到朱溪在创作上的勤奋与效益。如1934年9月20日，借君武5元，写小说2000字：21日，日间写1000字，夜间写3000字，完成小说《紫色炸药》；23日，自梦华处预取稿费10元，10月份稿费44.5元；10月10日，写小说5000字；19日，写1500字：20日，改5000字；22日夜，改6500字，完成《绞》；12月18日，东方杂志稿费《绞》38元；大公报稿费14.4元；稿费50元。对于一位上班族业余作家来说，这个“日程表”是惊人的。

    具有相当研究价值

    话题回到“家用账本”，这是朱溪除了抗日小说集《紫色炸药》外，留下的唯一遗物。这个琐碎枯燥的家用开支账本上的油盐酱醋米茶既无可读性，更谈不上趣味性，但在专业人士眼里，它是具有相当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是八十年前特定时期中国文化古都北平的经济生活，物价水平，人际交往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精细的实录。当时北平居民少说也有几十万户，其中知识分子家庭至少以万户计，但不耐其烦地记下每天家用支出（连买了两只秋虫纺织娘0.05元也照记不误）的就不会很多，而用来记账的本子能够历经八十年的变动未经销毁，其难得程度就更可贵了。

    朱溪夫妇日常支出还有两项突出的：一是购置古今中外文学书籍数量大，数目已无需细列，这是符合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身份的；另是零食消费大，账本上的小吃如点心、酱肉、口条、松花蛋、麦片、螃蟹、熏鱼、葡萄、沙果、西瓜、嫩藕、桃子、梨、枣、核桃、橘子、樱桃、栗子、花生、苹果、柿子、袖子、陈皮梅等，反复出现，说明消费量很大。原因之一是朱溪长期于夜里写作，养成吃零食习惯，但更主要是收入较高，食物小吃相对便宜。

    从购书与零食价格而论，三十年代北平的上班族在精神、物质生活上的“舒适”确实令人羡慕，正如许多回忆这个时期文化古都的文章所描述的，北平不愧是“宜居”城市，物价低廉稳定，生活丰富多彩。朱溪遗留的“家用账本”是有力的证物，详实记录了此一特殊时期北平畸形的“繁荣”现象——这本历经八十年劫后幸存的账本价值也在这里，它是真实的，也是民间的。

    “美好回忆”只是昙花一现。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八年抗战爆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沦入敌手，居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中。程朱溪随政府迁到重庆，艰苦抗战的清苦生活使三十年代短暂的北平岁月化为一场消失的梦，直到1951年他去世。

    （《中华读书报》2.17 胡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