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的负作用

    中国人的勇敢尤其体现在饮食方面。灾荒时期吃树皮、野菜乃至观音土可以算作迫不得已，和平年代也照样热衷于吃各种稀奇古怪的食物。

    吃蛇，在古时岭南一带，还曾将蛇易名为“茅鳝”，有点附庸风雅或掩耳盗铃的架式。还吃蝎子。我在北京安定门外某餐馆出席酒宴，高潮处便是圆桌中央摆上了满满一大盘炸得黄灿灿的蝎子。那一瞬间我不禁联想：中国人的嘴巴真够“毒”的——才敢于如此“以毒攻毒”？被传为佳话的是吃剧毒的河豚，“拼死吃河豚”这句江南古谚颇像烈士的绝命诗。所以我自小即有这样的印象：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第一是革命者，第二便是美食家了。

    不知西方社会，是否产生过美食家的头衔？在中国，美食家几乎是一种传统。虽然它一直近似于“闲职”，却也是颇让人羡慕的。

    神农氏(即炎帝)堪称史前的美食家。“神农尝百草”，不仅为了果腹，也为了辨识植物的种类、滋味、营养价值(包括药用价值)。他大大地丰富了后人的“菜篮子工程”，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神农，我们的口福将大打折扣。

    春秋时期的孔子，也提倡“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本人在办私塾时，不爱收现金，更乐意接受弟子们孝敬的一束束干肉，以充抵学费。他同样也影响了一代代精益求精的美食家，使饮食发展为文化，登上大雅之堂。中国的菜谱(从线装的手抄本到铅字印刷品)若堆砌起来，绝对比四书五经要厚重许多。在美食家眼中，是可以当诗来读的。譬如苏轼讲解烧猪肉(后被命名为“东坡肉”)的秘诀：“多著火，少著水。”多么精炼。至于袁枚，既写了《随园诗话》，又写了《随园食单》——左右开弓，拿筷子时像耍笔杆一样虔诚，耍笔杆时又像拿筷子一样奔放……当然，诗人的吃相毕竟比较文雅，《随园食单》仅可用来管窥中国人的食物。还有许多奢侈的吃或野蛮的吃，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譬如民间流传的所谓“活吃猴脑”，绝对是太残酷了。中国人的饮食里，也有一些反文化的东西，不是没有可批判之处。鲁迅先生说过：“饮食问题，不仅可以反映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状况以及暴露种种社会痼疾。”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环保”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课题，中国人那包罗万象的食谱，也是很值得推敲与挑剔的。

    我查阅了清代满汉全席的菜单，发现其中有龙肝(多用娃娃鱼或穿山甲替代)、凤髓(多用孔雀或飞龙替代)、象披(即象鼻，亦可用犀牛鼻、犴鼻替代)、枭炙(烤猫头鹰)、狮乳(雌狮的乳房)、豹胎、猩唇、猴脑、虎眼、驼峰、鲨鱼翅及唇，熊胆及掌、仙鹤……甚至还有天鹅肉。涉及到许多目前已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我从字面上闻到了一股血腥气，不无汗颜：我那好吃的祖先们，是否无意识地加重了这种生态危机？对美食孜孜不倦地追求，无形中造成了他们的过失。而贪吃的恶果，在目前已越来越显现了。全中国，究竟还剩下多少头野生的老虎、豹子、大象、熊？还剩下多少扬子鳄、娃娃鱼?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出台，规范了中国人的食欲。可惜我近日去南方某省山区出差，还是听说当地的有钱人以穿山甲炖汤招待贵宾，一旦被执法部门发现，则谎称穿山甲是在爬过公路时被车辆撞死的。以违禁的食物来抬高身价及宴席的档次，这绝对是虚荣心在作怪。    

    朋友邹静之去湘西时，曾遇见店家悄悄推销娃娃鱼，问他是否想吃？他断然拒绝。假如每个中国人都有这样的觉悟，饮食文化的负作用将减少为零。邹静之写过一篇叫《吃的劣迹》的随笔。吃濒危动物，自然属于劣迹。但愿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劣迹能彻底根除。

    （新浪博客 2.13 洪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