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转型的中国外交”
王逸舟在1月22日《文汇报》上说,第一,指具体策略的调整。例如,中国外交和安全决策,正从过去重视陆权,到现在向海权方向、空间方向和网络安全方向过渡。第二,指历史阶段的演进。过去一段时期是搭便车、比较低调的外交,现在则朝着更加奋发有为,向在全球更多地发声、积极争取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方向过渡。第三,指中国外交适应国内社会变革的转型。如果单指在没有发生重大政治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前提下说外交积极作为,和在一种变化的、革新的、生气勃勃的、进步的环境中孕育出的对外关系氛围,中国外交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句话,基于社会转型的中国外交转型研究应该大大拓展和加强。
网络文化要监管更要政策支持
张颐武在1月26日《新京报》上说,政府和社会对网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体认、对人才的激励还不够。当网络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习惯于从监管角度而非促进角度出发。目前是政府监管和政策支持都缺位。政府层面应该给年轻人的文化创意多些空间,及更多的资金、政策等支持。通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实现社会产业的转型。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对于影视作品,管理标准是统一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有可能缺乏规范而被做坏,需要规范化,但又不能管死,此外,也要考虑网络特点,要让它的活力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