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改是一场革命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 刘亚洲

    军改是一场革命。谭嗣同说：“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谭嗣同精神。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有时候改革也是流血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军队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与火写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商鞅变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军事改革。当时列国争雄，思想正从争鸣的庙堂走向变革的旷野。在时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没有退路，只有亡国灭种。改革是唯一活路。商鞅以大无畏的胆魄把秦人引到这条生路上，他自己却走上了死路。

    商鞅变法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冒险犯难。只有冒险犯难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秦人有血性，无规矩。商鞅为他们制定了规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鲜血进一步涵养浇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变得更加刚烈了。商鞅是被车裂而死的，商鞅身体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间，也预示着秦国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因此他的死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境界，百世之后，仍让人感奋不已。

    不改革是中国军队最大的风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研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紧接着，美军将电子计算机用于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上。1972年3月，美军用15枚激光制导炸弹炸毁了越南清化大桥。而在这之前，美军曾出动700余架飞机，投了约1.5万吨炸弹，都没将这座大桥炸毁。

    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事件，当时的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却敏锐地意识到，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奥加尔科夫闪电般行动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数字化技术改造指挥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第一个师级数字化试验部队。他的一系列做法被称为“奥加尔科夫革命”。

    “革命”要求对军事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与苏军实施高度集中的指挥体制尖锐对立，威胁到一大批人的职位和利益。改革刚开始不久，奥加尔科夫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降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倡导的数字化试验被停止，数字化试验部队被撤销。奥加尔科夫的副手加列耶夫最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如果不考虑个人利益，大家会举双手赞成改革。考虑个人利益，大家就一致反对改革。”

    今天，不改革是中国军队最大的风险。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动力不足的症结在于不愿触及个人的利益。然而，严酷的现实是，只要是私利，就终究会被打破。有人用鸡蛋破壳来比喻军队改革：从内向外破壳，是突围，是蓬勃的新生命的诞生；从外面破壳，就变成了别人口中的美食。因此，军队改革不仅事关军队生死，更事关国家生死。战争史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在战场之外，在战争之前。军事变革中的落伍者，必定是未来战争中的被淘汰者。

    军队的强大体现在思想和观念上

    拿破仑说：“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句话不仅说明拿破仑重视学者，更道出了他能打胜仗的秘诀：带着先进的军事理论前行，带着创新的思想前行。他的队伍中，有一支特别分队——数百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书籍和研究设备，可谓别具一格的“学者”军队。由于有学者，才有新思想。纵观历史，由于思想未能及时跟上时代发展的脉搏，一次次错过军事变革的例子层出不穷，例如元帝国错过了火药革命，清朝未能抓住工业革命。

    思想必须革命，观念必须更新。更新观念最重要的有两步：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再想到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我们目光应当像探照灯一样，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军事领域的变化比想像的要快很多，甚至是所有领域中变化最快的。当你触摸到战争本质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海湾战争后，全胜而归的美军参战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没有要求加官晋爵，而是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适应下一场战争了。”施瓦茨科普夫角色的转换在我看来是那样惊心动魄，甚至比世界上第一场“直播战争”（海湾战争的别称）中美军对伊军疾风骤雨般的打击还要让人惊心动魄。

    军队的强大绝不仅仅体现在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上，更体现在思想和观念的强大上。

    军改首先改人

    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由于拥有这批人才，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们这支军队曾经拥有的人才优势，已经成为与强敌较量时的薄弱环节。

    今天我军人才队伍建设又到了“爬坡”阶段。这个“坡”，比当年的“坡”艰难百倍。因为积弊太深，如深渊万丈。不进行一场革命，不足以焕发青春。革命覆盖三个方面：

    高层：此次军改，应在高级将领中刮一场头脑风暴。当今世界，“战略为王”。《春秋》云：“将军，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战术的，将军必须是战略的。所有的胜利都是战略的胜利。我国“将军团”如果能成为“战略团”，军必兴焉。

    中层：铸造一个全新的“参谋团”。“参谋团”即精英集团。在我军历史上，参谋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战争中，在西柏坡几间简陋的土房里，雷英夫和几个参谋指点江山，横扫千军。正是此人，不久后还准确预测了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参谋团”应由我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组成。在我军“参谋团”里，让未来的将军更早相遇。

    基层：士兵要有知识和文化。现代战争中，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在美军近几场战争中，一个班长五分钟内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击，一个单兵两分钟可呼叫来地面炮火支援。在美军设计的未来战争中，士兵只需敲击计算机键盘就可以达到攻击对方军事枢纽、破坏经济命脉等多种目的。这就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识。

    军改不能脱离国情和历史

    军改既是中国军队“国际化”的过程，又是把外军先进经验“中国化”的过程。我曾提出“以美军为师”的概念，指的主要是精神层面和观念。此次军改，我们没有照搬美军模式。美军体制固然先进，但那是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产物。

    中国军改不能脱离国情和历史。我军目前采用的是苏联军师团模式，指挥体系是适应于机械化战争的金字塔结构。这种指挥体制应对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战争有难度，但固守本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又是有效的。看上去左右为难，其实这告诉我们：到了让你换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了。重新开始不等于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也未必不能重新开始。

    地理位置决定着军事变革的方向。我一直研究美军战略，发现它的军事部署始终沿着一条地理线展开：海湾、红海、地中海。这是人类文明的海上枢纽。这条地理线就是美军战略线。中国军改也必须考虑地理因素。中国这块地盘实在太好了。中国的地理形状代表了典型的地缘政治家所描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征：主要是大陆国家，同时又有漫长的海岸线。尤其是西部，占据着全世界最高的地势。过去的英国人、俄国人，现在美国人，都对这片高地垂涎不已。过去，这块高地利于防御。今天，这块高地利于进攻。尤其是，国家已制定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军队改革必须适合国家战略的需要。当国家战略转变时，军事理论也必须转变。军改，必须服务服从于国家发展整体战略。

    每一支强大军队的崛起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崛起都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成长道路的结果。只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历史，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会打开其他的门。这启示我们，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让别人无路可走。譬如，美军最早提出了信息战的概念。美军讲的信息战其实就是计算机战。全世界生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的三大公司都在美国。包括我军在内的所有国家军队的自动化指挥系统，计算机所使用的中央处理器，绝大多数是美国产品。这就决定了美国的独占性。我把这种计算机战争称为“物质信息战”。打这个战争，谁能赢得了美国？那么，比照“物质信息战”，能不能提出一个“精神信息战”的概念呢？这种战争，信息主要用于人的精神层面，即用大量的主观信息干扰、破坏、降低乃至使敌方完全丧失思维识别能力，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溃不成军。相比较“物质信息战”的“硬杀伤”，“精神信息战”造成的作用是“软杀伤”。“软杀伤”不会比“硬杀伤”作用小。

    新的战争形态已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