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味道

    ■童庆炳

    我生长在福建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很穷。小时候，春天来临对那些游山逛水的人们来说，是美好的，可对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则要面对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时期”，每天三餐都是吃番薯。

    我记得，当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坐在饭桌旁，看见母亲用笸箩或大碗端上来的又是那蒸的或烤的或煮的金黄的冒着热气的番薯时，我们都皱起了眉头，饿得咕咕叫的肚子立刻似乎不叫了，兄弟姐妹中就会有一个或两个乘母亲转身时，偷偷地溜下了饭桌。宁可饿着，也不吃它。我是老大，不能下桌，我每次都拿起似乎如巨石般重的番薯，艰难地开始啃，立刻那种熟悉的令人恶心的“甜”，让我的胃，然后让我的全身都立刻升起一种抗拒的力量。

    有一次，我把母亲给我挑拣的番薯扔回笸箩里，终于忍不住说：“妈，能不能吃一顿米饭，番薯吃够了!”母亲沉着脸，不说话。我就继续叫：“妈！妈！你听到了吗？”母亲也终于不能忍受这难堪，冲我说：“是我有米不做饭给你们吃吗？”父亲在我们母子俩的“争吵”声中偷偷地离开了饭桌，躲开了家，这时候，母亲就大吵大闹起来，明是冲我而来，暗是冲父亲而去：“你为什么总是问我要米饭吃，咱们家谁当家？谁没有本事弄米饭给你们吃？”甜甜的番薯，给我们带来的是饥饿、争吵和家庭的不和。 

    在暮春时节，我们的膳食终于有了改变，因为这时候春笋长得有半人那么高，春笋代替了番薯。笋是很好吃的东西，但它必须有一个“伙伴”，那就是食油。可那时候哪里有食油呢？我们家的吃法是酸菜煮笋。开始几天还好，还未开饭，兄弟姐妹已坐在饭桌边，叽叽嘎嘎说笑着，情绪高涨，但是这种高涨的情绪持续不了多久，笋把我们本来已经不多的肚子里的“油”都刮光了，觉得“刮得慌”。

    “刮得慌”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是难以言传的，总之我们的饥饿感更强烈了。刚吃过酸菜煮笋，肚子就咕咕乱叫，似乎刚才没有吃过什么。我们都还要在田里劳动，干耕田、插秧什么活儿的，那种肚子饥饿的情境，使我们感到全身无力，总是忍不住抬起头，用那失神的眼光四处搜寻。有时发现田头的野草莓刚结出几粒青色的果子，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摘，尽管味道那么酸涩，也觉得肚子里有了一点东西。如果哪一天我逮住了几只麻雀，或大老鼠在大水缸边闪了腿，掉到水缸里，那么我们兄弟几个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因为这意味着这一天我们要开荤了。 

    1955年我被保送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饭不但吃得饱，而且还吃得好，我想我这一生肯定与饥饿告别了!哪里想到，三年困难时期，又一次尝到了饥饿的滋味，而且这回挨饿与童年时期吃白薯时那“甜”得难受、吃酸菜煮笋时那“刮”得难受相比，别有一番“风味”，这“风味”才称得上饥饿的“正味”。

    记得是1961年秋冬时节，我们学校部分教师干部跟随当时中宣部党委书记童大林同志，到河北省高碑店地区搞“整社”试点,帮助贫下中农整垮阶级敌人，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要实行“三同”，“整社”党组就规定我们每天只有一两的粮食定量，这每天“一两”的粮食怎样吃呢？

    开始我们用那一两玉米面跟玉米秸碾碎的粉末和在一起做“贴饼子”，后来玉米秸也吃完了，不知谁从哪里弄来了一些棉花籽皮，同样可以把棉花籽皮碾碎与玉米面掺在一起做“贴饼子”。

    困难不在做，而在吃。由于我们每天只有一两粮食，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贴饼子”的构成比例往往是10比1，棉花籽皮的粉末10，玉米面1，玉米面在“贴饼子”的构成中，相当于一种“粘合剂”，实体基本上是棉花籽皮粉末。这“贴饼子”塞进嘴巴的瞬间会尝到一种令人作呕的说不清的怪味，接着觉得满嘴塞满了沙子。棉花籽皮的粉末是硬的，可能是因“粘合剂”玉米面粉太少，所以在嘴里很容易就化开，然而那股怪味“阻拦”大家去咀嚼，任何食品不经咀嚼是无法下咽的，于是有忍耐力的就让那“沙子”充塞口腔，慢慢地艰难地开始咀嚼，没有忍耐力的就立刻吐出来。我们有足够清醒的理智，不吃就等于挨饿，挨一天两天的饿还是可以的，可天天挨饿就等于绝食，这就会活不下去的，所以再难吃的东西也要拼命吃下去。

    （《旧梦与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