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后印象派三杰”之一高更的画作《你何时出嫁》以3亿美元被私洽购藏,刷新了艺术品的全球最贵纪录。曾是巴黎股票市场经纪人的高更,具有高薪收入,家庭幸福美满。但他选择放弃人人称羡的职位、家庭、妻儿、财富,逃奔塔西提岛,一步一步走向疯狂的艺术创作。《蒋勋破解高更之美》一书,尝试走进高更充满争议性的一生,探窥其藏于天价画作中的“天问”。
在南美度过的童年
一个西班牙与法国的混血,一个贵族血液与工人革命的混血,一个欧洲殖民文化与秘鲁土著文化的混血——高更,英国作家毛姆曾以他的经历为蓝本写过一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1903年,55岁的高更忽然写了一些有关他出生以前家族的记忆。高更的外祖父是一名石版画家。而外祖母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却放弃财富,投入如火如荼的工人革命运动。她漂洋过海,离开了法国丈夫,到了遥远的秘鲁——充满神秘性的“异乡”,投靠贵族的叔父。蒋勋认为,外祖母与高更都出生在法国,都拥有法国国籍,然而他们都背叛了自己文明的故乡,他们的心灵中都有一个更为理想的故乡,竟然在遥远的海洋之外,在文明之外。
高更在南美的秘鲁度过童年。3岁到6岁以前,都住在秘鲁的首都利马。父亲在政治迫害中流亡,自我放逐,高更却获得了放逐中最大的快乐。
1855年,高更随母亲回到法国,回到了父亲的故乡奥尔良城,开始接受正规的法国传统教育,进入欧洲纯粹的白人生活。
抛弃优裕生活选择做画家
1871年,高更到了巴黎。这是他另一个阶段的生活。他进入商界,成为股票市场的经纪人,一年有4000法郎的高薪收入,来往于上流中产阶级社交圈。1873年结婚,生儿育女,过了几年典型巴黎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欣赏艺术收藏,周末闲暇之时到画室学画,认识了当时法国印象派的活跃画家毕沙罗。通过毕沙罗的介绍,高更认识了当时巴黎最前卫的艺术家塞尚、马奈。
1874年成立的印象派团体,很快吸收了高更成为团体一员,而高更似乎还只是业余“玩票”,他仍然是专职股票证券市场的生意人,拥有美满幸福家庭,闲暇热爱艺术而已。1883年,高更十年的婚姻生活出现异变,他忽然决定辞去股票市场稳定的工作,决定专心做一个全职画家。
在高更从股票市场走向艺术的关键时刻,对其产生最大影响的人是画家毕沙罗,这段时间,高更许多写给毕沙罗的信透露了他疯狂地走向艺术创作的过程。尤要一提的是,与高更一样,毕沙罗的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充满了海洋与异域风景的记忆。许多相同的因素使毕沙罗与高更成为好友,是艺术创作上的良友,更是思想信仰上气味相投的伙伴。
从股票市场离职后,高更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变卖了许多收藏,生活困顿无头绪,然而更艰难的是如此巨大的转折并不是终点,高更已经预感到,没有更彻底地与家庭生活决裂,没有更彻底地孤独出走,自己的创作不会有任何结局。1886年,他丢下家庭,只身开始漂流,绘画创作有了明显变化。明晰的线条、硕大的体积感、生硬的对比色彩,从此他与印象派决裂。当他回到法国时就谴责莫奈和毕沙罗特有的自然主义幻觉,提出艺术表现的“综合”。1891年他离开法国,乘船前往塔西提。
高更出走了,走向荒野,走向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现代工业与商业污染的原始岛屿。
1895年以后,因健康原因和经济支持的中断,高更精神受到刺激,自杀未遂。其艺术观点受象征主义观念驱使,不满足印象主义绘画。
用绘画反省欧洲文明
“塔西提在高更的晚年不像一个现实的世界,是他幻想中的梦境。”当年在秘鲁时身边围绕着土著的保姆、女佣,她们朴实憨厚的五官是他童年最美好的记忆。蒋勋强调:“高更此后在艺术创作里只是不断尝试‘复制’他的童年的具体梦境。”
“高更是十九世纪末欧洲文明的巨大警钟。”蒋勋认为,高更抛弃的不只是自己的家庭,他抛弃的是当时欧洲文明已经丧失生命力的苍白、虚伪与矫情。
一直到今天,高更仍然是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在塔西提与几名少女的性爱关系激怒了许多女权主义者。然而,相比于关在精神病院用绘画疗伤而容易得到“同情”的梵高,在遥远荒野岛屿中解放肉体的高更要背负“恶魔”的批判。
蒋勋指出,在高更最著名的《亡灵窥探》与《永远不再》两幅名作里,匍匐在床上赤裸的土著少女,都是高更在岛上的新娘,都是他要借“性”的仪式完成的“变身”——从欧洲人变身为土著,从文明变身为原始,从白变身为黑褐,从男性变身为女性,从殖民者变身为爱人,从威权的统治变身为单纯性爱中的拥抱与爱抚。
“他迷恋着流浪,迷恋着异乡,迷恋一切荒野异域的肉体与原始,迷恋那大片大片走不完的茂密丛林,迷恋那种有动物体味的女性肉体。”蒋勋认为,在欧洲十九世纪末的美术史上,高更标志着反欧洲文明、反白种人、反中产阶级、反殖民主义、反基督教优越感的原始美学。而那美学革命的背后是一张张鲜明的童年记忆的脸孔。
(《深圳商报》2015.12.4 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