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留神又一年

    ■马建红

    日子过得好像加速了一般，刚把2015这几个数字写顺手，一不留神就要2016了。人们习惯于在年末做个总结，看看今年都做了哪些事，给自己个交代；同时也习惯于在年初来个展望，表示一下对新年的期许。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不紧不慢地上两学期的课，随心所欲地看几本书，兴之所至地写点儿东西，没有虚掷光阴，却也谈不上成就，只是在平庸的人生中又长了一岁而已。毕竟在这一年里，闻过春日的丁香，淋过夏季的急雨，采过秋天的枫叶，吸过暖冬中的雾霾。我们可以忍受平庸，却不可过得无趣。

    我最在意的是一年读了多少本书。教师这个职业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可有大把的时间读书，能和书中的名人思想家交流，“在生命与灵魂的最深处与大师们相遇”。不过我读书比较慢，即便是看小说，速度也上不去。我有个习惯，每看完一本书，就在小本本上记下来，每年的阅读量也就在四十本左右，专业书居多，休闲的也有，我坚信不拘什么书，“开卷有益”的话总是没错的。看书就得花银子买，今年让我欣喜的，是在商务馆和北大出版社“做书”的朋友，前后送给我十几本，这“免费”二字可是最有魔力的，更何况那些书的格调还都是我喜欢的。

    教师的本职自然是教书。上了课堂，我依然还会激情满满，滔滔不绝，说到兴起之时还会拖堂。不过说句心里话，现在似乎有些讲不动了，十年前一周二十多个学时不成问题，如今十来个学时就有些招架不住。另外，大概从事一种职业久了，肯定会有些倦怠，在课堂上“站台”若干年后，课程内容可以常讲常新，学生面孔可以年年不同，可不变的工作方式，依然会销蚀掉人的热情。

    写到这里，想起民国大师们的一些趣事。据说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黄侃，在北大教书时是个著名的“三不”教师，即有三种情况他是“不来上课”的。一是生病不来；二是天气不好不来，所谓天气不好，是下雨天不来，落雪天不来，天气热不来；三是不高兴不来！这样的“旷世牛人”，也只有民国时期的大学里才有，今天的老师你试试看。

    现在的老师可真是乖得很呢。我发现现在不太愿意上课的老师不止我一个，这和年龄、心态无关，却和职称评聘有关。因为各高校在职称晋升时更注重“科研”，教学充其量只是“眼药水”，所以老师们能保证按时出现在课堂上，实实在在地讲完每堂课、每门课，那就是良心之举了。

    其实今年是我最勉力写作的一年。我在某报评论版上开了个专栏，每周一篇，对一些社会现象或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这个平台极大地满足了一个读书人思考时弊、传播常识的喜好。一篇篇地写下来，居然已攒到了四十多篇。以学校的考核指标来看，这当然是“不算成果”的，但在我的心里，却是我最珍视、最沉甸甸的收获。

    2015年嗖忽而过，我看了些书，上了几门课，发了篇学术论文，码了些自己快意的文字，平淡却充实。对新的一年没有太多期待，只要平安健康，享受普通人平庸的幸福，足矣。

    （《北京青年报》2015.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