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外交走向全球、倡导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探讨了甚少被提及的“钱”的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中国外交的另一种视角。
有关中国外交投入，国内外各方面看法差别很大。不少人觉得中国外交经费太多，甚至超出了现阶段外交需求和国力允许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与中国的大国实力与地位对照，还是与国际上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期待相比，中国实际的对外援助不是多了，而是不够。
中国对外援助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大致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呢？2010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23个发达国家成员累计提供援助1287.28亿美元，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32%，这一比重是中国的近10倍。
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也不需要承担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义务。但即使是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援助也没有什么优势。
这里特别要指出一点：很多人觉得，“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等政策，已占用了中国的太多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说中国外援太少。对此要两点论：一方面，确实中国政府动用了不少财政储备，但这里面大部分是通过银行系统运作、按照国际金融和投资标准实施的，尤其是信用贷款之类必须偿还、有本息计算和回报的，何况它们基本上是瞄准中国产能和装备走出去的宏观经济目标。
美国外交官数量是中国的三倍，外交经费是我们的十倍；日本外交官数量基本与中国持平，外交经费差不多是中国的三倍。中国外交经费的短缺，突出表现在它占政府预算比例的低水平，同其他部门经费近年的快速增长与权重上升形成鲜明对照。
参考一份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报告（CIA,2012），大体能看出类似问题。中国2012年的外交预算为55.5亿美元，为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0672%。而欧洲主要国家的外交预算占GDP的比重都在0.1%以上，占政府财政预算在0.2%以上。在有世界影响的国家里，中国与俄罗斯、巴西一起垫底，外交预算所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极低。
中国有全球数量最多的邻国，包括最复杂的主权争议，有唯一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置，有新兴大国最显眼增加的金融和经贸实力，有全球增长最快的海外利益，有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及获取话语权的强烈需求，有各种国际谈判中承担要角的大量外交任务——给定这些背景和条件，分额甚小、数量有限的外交资源配置，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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