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现行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市民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进城落户——只有落户才会有市民权。但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基本分布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也基本在东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或者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大多数是本地农民工或“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希望将户口落在公共服务资源供给较好的东部大城市,但户籍主要开放的是小城市和城镇。然而,城镇与小城市的产业空壳化现象比较严重,农民工去那里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这就产生了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错配。
像北京这样超大城市落户政策的严格限制,只是政府本身有计划的目的性行为。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却极其旺盛。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经济下滑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流动趋势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没有人口的移入,房价就不会止跌,经济也不会繁荣。但中小城市目前大多没有优质产业,也就不会有太多好的劳动岗位,没有流动人口买房,短时间内趋势就难以扭转。
积分落户政策更像是一个限制落户的政策。或许北京市制度设计的目的就在于此。面对雾霾天气、面对城市病的发作,北京市希望在人口的“供给”上疏解。但疏解的办法,如果仅仅在限制落户上,则很难奏效。因为北京市的服务业,仍然需要大量大专以下学历的人口来工作。市场需求牢牢抓住了这些人,市场提供的工资也吸引了这些人,所以,以积分落户限制人口机械增长的目的不可能马上见效。
如果要疏解人口,就需要在“以业控人”上下功夫。北京现在向河北转移的产业,是北京认为低端的产业,希望将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农民工一起移出北京。但河北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的人口集聚这样能够自发产生市场。结果,可能会搬出企业,但农民工却会继续留在北京。
要将优质产业搬迁到我们预期建立的卫星城,以此带动具有生产和创新能力的劳动力一起随优质产业流动,附带吸引低端的配套产业与农民工流动。如果只以低端产业疏解,而仍然牢牢抱住所谓的高端产业,则这样的“以业控人”,只是北京市的“以业控人”,而不是河北省的“以业吸引人”。同样,河北没有优质产业,低端产业的污染就会继续困扰北京,“颠覆性创新”的力量就难以唤起。
(《中国青年报》2016.1.4 孙震 马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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