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孩子早教的“商洛样本”

    研究发现，因为早期养育没有跟上，近一半的两三岁农村儿童，认知能力显著低于平均水平。

    贫瘠山区里的“养育中心”

    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丹凤县王垣村，每周三早上，奶奶一喊“上学去啦”，两岁的王梦洁就会起床，和村里十几个不满三岁的幼童一道去村委会办公楼里的“养育中心”。 

    这里的屋子铺着彩色软垫，墙上贴着卡通画纸，大大小小的玩具和绘本整齐摆放。这里免费向所有适龄孩子开放。房间内色彩鲜亮，窗外则是贫瘠的山土。

    从镇上骑自行车赶来的计生干部李波，在跟孩子和家长一对一做亲子活动引导。老师取出和孩子年龄相对应的玩具，指导家长如何与孩子游戏。

    这只是一个样本。从2015年6月开始，名为“养育未来”的项目在陕西南部的商洛市、榆林市展开，共建了六个“养育中心”。

    0～3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开始，也是中国城乡教育鸿沟的开端。若在大城市，众多早教机构会为家长提供充分的选择。而在超过4000万人口的贫困地区的农村儿童，或因为隔代抚养，或因为家长知识匮乏，幼童无法接受有质量的早期养育。

    幼儿早期发展有多重要？城乡差距有多严重？如何干预才是有效的？参与推动“养育未来”项目的国家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表示，商洛的样本证明：和城市一样促进农村地区婴幼儿早期发展，是可能的。    

    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

    “养育未来”项目教程的主要编制者、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罗仁福指出，如果儿童发展的平均水平是固定的水平线，农村孩子刚出生直到六个月是差不多的；到上小学前，这些孩子在认知发展上逐渐偏离平均水平；上小学后，师生花很多努力，孩子的发展水平才能提升一些；到了初中很多孩子跟不上，近三分之一辍学，部分孩子上不了高中。

    从2013年4月至2015年4月，REAP对陕西商洛、安康、汉中三市1824名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进行了贝利量表测试，其中30%的6～12个月的孩子贝利量表分数低于85分；在24～30个月大的孩子中低于85分的则上升到53%。其中，与认知能力相关项目得分低于70分的孩子，从7%上升到34%，这意味着这个孩子的认知水平会低于约95%的城市孩子。

    “很多人会问，以前我们不也是这么长大的吗？”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中心研究员张林秀说，“问题是将来的就业市场，和以前的就业市场不一样。”

    罗仁福表示，中国发展得太快。几十年里，中国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农村地区培养的上一代人才只能充当农业社会的劳力和工业社会前期的流水线工人，无法成为此后的高级技工甚至创新人才。高素质的劳动者才能保证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成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大量研究表明，儿童出生后的1000天，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干预儿童出生后的1000天是成本最低的。在婴幼儿阶段，人脑发育可塑性最为明显。

    农村育儿知识的空白

    根据2012年REAP团队对五省100个村的调查，仅有39%的村有幼儿园。这些村没有一个有适合0～3岁儿童发展需要的儿童早期发展活动中心。98%的家庭没有给宝宝提供安全、卫生且有利于宝宝成长和发展的独立活动空间；没有人或机构给家长们讲科学育儿知识。

    在REAP团队推动早期养育的过程中，农村孩子的家长们常常表示不解，“我为什么要跟宝宝说话？为什么要跟他玩玩具？他还小，根本就不会说，等他会说了再跟他说。”

    农村隔代抚养比例高。调查显示，隔代抚养的婴幼儿比例逐步从20%（6～12月龄）增加到60%（24～30月龄）；大多数隔代抚养的监护人把“吃饱、穿暖、不摔着”当作育儿宝典。

    有效干预起步

    问题的严重性已有共识，各大社会组织及政府将婴幼儿的营养和养育作为干预的重点。但REAP的相关研究表明，营养的干预虽对减少婴幼儿营养不良有一定效果，仍不能扭转贫困农村婴幼儿智力发育不断恶化的趋势。

    总体来看，干预儿童早期养育的模式包括入户指导、建立养育中心、成立家长互助组等。例如，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爱心家园”“流动幼儿园”等项目，利用村里的妇女主任、卫生员、乡村医生，发展一套亲子活动，去帮助孩子的养护人。此外，国际计划、救助儿童会、亿未来等社会组织都在尝试不同类型的儿童早期发展支持项目。

    2014年10月到2015年4月，REAP开展的对照实验表明，只要在婴幼儿发展的早期阶段给予适当的引导和培养，农村孩子的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和理解力就可达到平均水平。从2015年6月起，陕西建立了六个“养育中心”。由于入户干预成本高，项目把村中已撤并的小学校舍或是闲置的活动室，改装成幼儿早期发展中心。养育师在此集中对孩子干预。

    政府兜底

    根据REAP的设计，未来有效的干预模式也许会是多种模式的结合。入户模式适合于贫困山区、高原、沙漠等人口分散地区；养育中心则适合于人口集中的村镇。一旦大规模开展，就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已非社会组织可以包揽。尤其以公益组织的名义挨家挨户走访，失败率高。

    罗仁福认为，儿童早期养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强。贫困地区需要政府兜底，免费服务。

    一些发达国家，如挪威在最具投资回报的儿童早期发展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占GDP的1.4%；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占比仅为GDP的0.2%。2013年度，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突破2.44万亿元，占全国GDP的4.3%，但仍没有任何专门的固定预算项目用于0～3岁婴幼儿的早期发展。然而，如果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要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在贫困农村地区推展，稳定的预算是必不可少的。

    在蔡建华的设想中，全国所有村庄、社区，一个小区几幢高楼就应该有这样一个中心。以每个中心建设花费6万元计算，政府大约每年需要增加0.1%的GDP投入，约600亿元。这样可以让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所有孩子。人力成本一部分仍可由现职的计生干部或村干部抽调专任。一部分可由政府面向社会购买服务，经过标准认可、有管理能力就可以参加。此外，服务模式成熟、公众观念认可后，自然会有民间资本和人力投入兴办。政府主要做的是启动和兜底工作。

    目前，2015年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增列了一项“婴幼儿发展养育指导员”的职业。蔡建华表示，行业标准将尽快达成共识，执业证书明年开考。如果全国有5000万0～3岁的儿童，以美国目前的从业者人数推算，中国至少需要800万人来做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工作。    

    “我们如果将控制人口数量精力的几分之一用来提高人口质量，中国就有光明的未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说。

    （《财新网》葛明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