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调入外交部礼宾司之后,几乎整天与电话机打交道。
接打外交电话尤其要注意细节,不能随心所欲。我记得有一次某国驻华使馆来电话,告其大使将于某日回国述职。我承诺会报告给领导,但我却画蛇添足地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领导听后很生气地问:“是谁授权给你问这些?”我无话可答,后来我知道错了。因为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意味着礼宾司会有官员送行。外交电话很敏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
“外交无小事,遇事要请示”是我工作的座右铭,接打外交电话也要遵循这一原则。这里有个故事:1955年初的一天,印度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询问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要直接同总理通话。礼宾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几位司领导反复商议后,由一位专员出面婉言拒绝。此事后来受到总理的批评,因为总理在不久前陪同毛主席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和印度驻华大使说过,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
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当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译员顾达寿打电话,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却遭到拒绝。顾达寿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接线员还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所以说,外交电话好像小事一桩,事实不然,几乎每个电话,都包含着政治元素。“外交无小事,遇事要请示”,回首前行路,这是经验之谈。对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对其他人也不例外。
(《环球博览》2015年第24期 吴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