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电话里的政治元素

    1965年我调入外交部礼宾司之后，几乎整天与电话机打交道。

    接打外交电话尤其要注意细节，不能随心所欲。我记得有一次某国驻华使馆来电话，告其大使将于某日回国述职。我承诺会报告给领导，但我却画蛇添足地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领导听后很生气地问：“是谁授权给你问这些？”我无话可答，后来我知道错了。因为询问大使什么时候去机场，意味着礼宾司会有官员送行。外交电话很敏感，不能随意增加或减少。

    “外交无小事，遇事要请示”是我工作的座右铭，接打外交电话也要遵循这一原则。这里有个故事：1955年初的一天，印度驻华大使打来电话询问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要直接同总理通话。礼宾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经过几位司领导反复商议后，由一位专员出面婉言拒绝。此事后来受到总理的批评，因为总理在不久前陪同毛主席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曾和印度驻华大使说过，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

    1969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当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译员顾达寿打电话，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却遭到拒绝。顾达寿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接线员还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所以说，外交电话好像小事一桩，事实不然，几乎每个电话，都包含着政治元素。“外交无小事，遇事要请示”，回首前行路，这是经验之谈。对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对其他人也不例外。

    （《环球博览》2015年第24期 吴德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