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法家的台静农

    很多人知道台静农是受到鲁迅器重的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

    一

    2015年9月28日，“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展”在北京举行。“台静农作品”？难道是文学作品？显然不是，陈列在美术馆的“台静农作品”是大陆人陌生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台静农的归来，是以书法家的形象与了解他或不了解他的人见面。

    1946年10月，台静农携十余口家眷渡海赴台，就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89年11月9日病逝台北。其间没有回过大陆。

    1932年12月9日的鲁迅日记有“为静农写一横幅”的记录。同年12月13日，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讲道：“日前寄上书籍二包，又字一卷，不知已收到否？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

    这一年台静农30岁，已是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了。1927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建塔者》。正是这两本小说集，让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席之地，至今，还在被阅读、研讨。

    二

    其实，关注社会发展，以写作表达对现实认知的台静农，眼睛里的书法该是修身养性的“小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把一本书帖写完过”，不免是谦辞，但也说明了他对书法的态度。

    心态的转变，趣味的转移，是在台湾。1946年，内战正酣，1948年，同事许寿裳在台北家中被害，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的政治局势复杂而紧张，台静农不知所措。他在《静农书艺集》的自序中平淡地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遣，但不愿人知。”

    封存了意气风发的笔，紧紧握住了临帖作字的笔，结果是，密切观察现实、深刻思考社会的作家淡隐了，取而代之的是宣讲《楚辞》的学问家和沉稳内敛的书法家。这时，我们回味他在《嵇阮论》一文中所讲的话——“而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是不是对台静农的毛笔生涯有了新的认识？

    “逸”是躲逃。台静农在他的《魏晋文学思想论述》一文中，分析了汉末士大夫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党锢诸贤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是逸民的‘遁世无闷’”。

    三

    书法中的台静农依然迷人。他的文心没有死去，而是在书法中复活。那种游子的哀恸，思乡的情感，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裹挟在他的笔墨之间。“日暮更移舟望江国渺何处，明朝又寒食见梅子忽相思”，“岂无种秫田不了公家事，试看随阳柳各有稻粱谋”，“相逢握手一大笑，故人风物两依然”，“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等等，是台静农心事的陈述。诗言志，书法何尝不能言志，台静农以隶书、楷书、行草书，书写含义深挚的联语，坦陈自己的心扉。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成竹在胸。

    对书写文辞的选择，可以衡量一位书法家文化素养的高低。台静农书写的联语，气息高古，意新语俊，与他苍茫、滞涩的书风如出一辙。书写诗词，其范围基本在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王安石之内，所选诗篇，也是那些沉郁、凝练，具有人生况味的佳作。

    台静农对秦汉、魏晋、汉唐碑刻感同身受，所见他的临摹作品，便有秦诏版、石门颂、西峡颂、二爨、礼器、衡方等。台静农的这般选择，是奔着中国书法的气势而去。所谓“碑学”，该是对古朴、自然、野逸、放达的追索，是对清刚雅正人格的礼拜。摩崖的最初形态，以及摩崖在风雨中的飘摇，还有摩崖字迹本身的宽博、雄厚，对台静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下笔，要重，要狠，那条厚实的线，需要承受台静农一言难尽的心思。

    阅读台静农的行草，不难看出倪元璐的巨大影响。关于倪元璐的书法，董桥有一句诗意盎然的话：“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的执著的看破？甚至家仇国恨的不甘也许夹杂着那份浑金璞玉的难舍。”张大千对台静农的书法评价甚高，他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

    行家认为台静农跳跃、奇崛的笔法，让他的字迹丰富，耐人寻味，台静农书法的书卷气也是当代书法创作的缺失，自然也是当代书法的审美高地。

    (《东方早报》2015.12.23 张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