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台静农是受到鲁迅器重的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书法家。
一
2015年9月28日,“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展”在北京举行。“台静农作品”?难道是文学作品?显然不是,陈列在美术馆的“台静农作品”是大陆人陌生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台静农的归来,是以书法家的形象与了解他或不了解他的人见面。
1946年10月,台静农携十余口家眷渡海赴台,就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89年11月9日病逝台北。其间没有回过大陆。
1932年12月9日的鲁迅日记有“为静农写一横幅”的记录。同年12月13日,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讲道:“日前寄上书籍二包,又字一卷,不知已收到否?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
这一年台静农30岁,已是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了。1927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建塔者》。正是这两本小说集,让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席之地,至今,还在被阅读、研讨。
二
其实,关注社会发展,以写作表达对现实认知的台静农,眼睛里的书法该是修身养性的“小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把一本书帖写完过”,不免是谦辞,但也说明了他对书法的态度。
心态的转变,趣味的转移,是在台湾。1946年,内战正酣,1948年,同事许寿裳在台北家中被害,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的政治局势复杂而紧张,台静农不知所措。他在《静农书艺集》的自序中平淡地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遣,但不愿人知。”
封存了意气风发的笔,紧紧握住了临帖作字的笔,结果是,密切观察现实、深刻思考社会的作家淡隐了,取而代之的是宣讲《楚辞》的学问家和沉稳内敛的书法家。这时,我们回味他在《嵇阮论》一文中所讲的话——“而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是不是对台静农的毛笔生涯有了新的认识?
“逸”是躲逃。台静农在他的《魏晋文学思想论述》一文中,分析了汉末士大夫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党锢诸贤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是逸民的‘遁世无闷’”。
三
书法中的台静农依然迷人。他的文心没有死去,而是在书法中复活。那种游子的哀恸,思乡的情感,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裹挟在他的笔墨之间。“日暮更移舟望江国渺何处,明朝又寒食见梅子忽相思”,“岂无种秫田不了公家事,试看随阳柳各有稻粱谋”,“相逢握手一大笑,故人风物两依然”,“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等等,是台静农心事的陈述。诗言志,书法何尝不能言志,台静农以隶书、楷书、行草书,书写含义深挚的联语,坦陈自己的心扉。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成竹在胸。
对书写文辞的选择,可以衡量一位书法家文化素养的高低。台静农书写的联语,气息高古,意新语俊,与他苍茫、滞涩的书风如出一辙。书写诗词,其范围基本在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王安石之内,所选诗篇,也是那些沉郁、凝练,具有人生况味的佳作。
台静农对秦汉、魏晋、汉唐碑刻感同身受,所见他的临摹作品,便有秦诏版、石门颂、西峡颂、二爨、礼器、衡方等。台静农的这般选择,是奔着中国书法的气势而去。所谓“碑学”,该是对古朴、自然、野逸、放达的追索,是对清刚雅正人格的礼拜。摩崖的最初形态,以及摩崖在风雨中的飘摇,还有摩崖字迹本身的宽博、雄厚,对台静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下笔,要重,要狠,那条厚实的线,需要承受台静农一言难尽的心思。
阅读台静农的行草,不难看出倪元璐的巨大影响。关于倪元璐的书法,董桥有一句诗意盎然的话:“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的执著的看破?甚至家仇国恨的不甘也许夹杂着那份浑金璞玉的难舍。”张大千对台静农的书法评价甚高,他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
行家认为台静农跳跃、奇崛的笔法,让他的字迹丰富,耐人寻味,台静农书法的书卷气也是当代书法创作的缺失,自然也是当代书法的审美高地。
(《东方早报》2015.12.23 张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