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还是不走,在抗战全面爆发最初的那半年,是特别让人纠结的话题。这里以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例,讲述了半年间发生的让人感叹嘘唏的故事,进而探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状态。
在不久前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我谈及:“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何去何从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身处危城的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到底该怎么办?9月10日,教育部以16696号令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而后便是筹经费,借校舍,招新生等。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10月18日学生报到,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两个月后,因战场日渐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向教育部请求迁址,1938年2月,临大师生陆续动身,分三路赶往昆明。4月2日,教育部电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从政府决策以及校史叙述的角度立论。我更关心的是,身处危城的北大教授,是如何辗转南迁的。7月29日北平沦陷,虽说人心浮动,北大教授们还多次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秘书长郑天挺更是每天都到学校办公,绝不避地隐匿,直到10 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以后就不再到校了。
北平沦陷,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到底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极为沉重的话题。1940年罗常培撰《临川音系跋》,称七七事变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闭门谢客,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遣日”,除为维持北大残局而奔走集会,以及收听有关战况的广播外,“每天总花去5小时以上来写这本东西”。因为,手无寸铁的语言学教授,“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只能寄希望于学术救国了;可局势如此紧张,“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内心深处依旧很困惑。经过一番挣扎,最终罗常培等北大学人,还是选择了逃离北平,参与抗战大业。
对照战前北大教职员名录, 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
逃出北平
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对前一天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判断有误,以为只是局部冲突,7月8日下午照原计划赴南京开会。在随后召开的庐山座谈会上,胡适有很好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奉派出国宣传抗日,并于一年后出任驻美大使。9月9日,舟行长江,胡适写了一封署名“藏晖”的信给郑天挺,对诸位同人决心闭门著述深表赞许:“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据罗常培追忆,在北大同人情绪极为低迷的时候,此信曾给他们很大鼓舞。
北大外文系教授、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及翻译家的梁实秋,时隔多年,撰写《回忆抗战时期》,提及北平沦陷数日后,他和北大政治学系教授张忠绂、外文系教授叶公超相约撤离北平,车上遇见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及几位北大同事:“火车早晨开行,平常三小时左右可到天津,这一天兵车拥挤,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饿又累。杂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国饭店,暂时安歇一夜,第二天各奔前程。我们是第一批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界中人。”
梁实秋没说清楚,他乘坐的其实是七七事变后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间是1937年8月12 日。北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以及在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日后加入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等,也在这趟车上。
闭门读书
北大人物中,“三马二沈”名气很大,其中尤为关键的,是长期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的马裕藻。这里不说他的学问与性情,就说“留平”一事。当年的助教吴晓铃日后回忆:“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跂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抗战期间同样留住北平,与马裕藻多有接触的张中行,日后在文章中提及“他爱国,有时爱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其中有个细节很生动:“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博览群书》2015年第12期 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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