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与经典阅读

    本文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11月15日在“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说

    在“文学教育”这个营盘里，有很多耀眼的新式武器，但最值得夸耀的、可承传的“武功”，很可能就是选择、阐释、承传“文学经典”的志趣与能力。那么，什么叫“经典”，这概念现在是否还有效，以及如何因应时势变化而自我更新，是我想讨论的话题。

    最个人化的阅读也被绑架了

    所谓“经典”，不只因自身具有长久的阅读或研究价值，可作为同类书籍的标准与典范，而且，往往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长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摘引两段话：“两千年前的‘经典’，也会面临阴晴圆缺，但有朝一日完全被遗忘的可能性不大；反过来，二十年前的‘经典’，则随时可能因时势迁移而遭淘汰出局。”“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

    二十五年前，我撰写了《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从司马迁谈到了金庸，但那属于类型研究，不涉及经典确认。书出版两年后，北师大教授王一川等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位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等之前；至于茅盾，则名落孙山。此举引起激烈争辩，不断有人诱惑我参战，问我到底是《笑傲江湖》好，还是《红楼梦》更伟大，还有，金庸排名到底该提前还是推后，我真的哭笑不得，只能高挂免战牌。

    十五年前，学生送我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中译本，还题上“希望老师每一个日子都能开出花来”。我读了，也很感动。但对于这部“哲理童话”算不算文学经典，在法国文学史上地位如何，我没想过。近日因电影上映而铺天盖地的文宣，有说不读《小王子》的，就不是地球上的正常人，这让我很惊讶。即便真像媒体所说的，该书在全世界销售1.45亿册，也没必要如此霸道。连最个人化的“阅读”，也都被绑架了——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化的，如今再加上商业的——这可不是好兆头。

    文学经典的弹性是最大的

    前两年，在国外讲学，被问及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经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以前不好回答的，往往是政治性提问，现在答不出来的，则因知识繁复、话题纷纭，真的不懂。梭罗1854年初版的《瓦尔登湖》，以及蕾切尔·卡森1962年刊行的《寂静的春天》，这些书对人类的生活态度与精神世界影响极为深远，但到底是放在文学史，还是在文明史、思想史、科学史上谈论更合适，我有点困惑。

    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六月间，我应邀参加“中华文化四海行”活动，在新疆大学演讲，得到自治区政府赠送的精美图书《福乐智慧》。此书乃十一世纪维吾尔族诗人﹑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撰，共85章，13290行。如此结构完整、文辞优美的鸿篇巨制，在维吾尔文学史上乃“顶天立地”之作。可我作为中国文学教授，竟然没读过，实在惭愧之至。接到书的当天晚上，除了赶紧补读，再就是反省我作为一个文学教授的知识体系。

    前两天看“腾讯文化”，知道1995年在巴黎自杀身亡、年仅26岁的台湾女作家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译成英文出版了。报道称此举“将她的作家身份置于一个新的高度：在《纽约书评》的‘经典系列’之中，除她以外，只有一位汉语作者，便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盛名的作家张爱玲”。我知道《蒙马特遗书》是“一部女同志的圣经”，在台湾影响很大，但这是“文学经典”吗？我不敢开口。

    上述挑战，让我逐渐明白，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谈论“文学经典”，而且希望别人大致接受，是何等困难的事。有的是立场问题，有的是趣味问题，有的是学养问题，各有各的一套，凭什么听你的。比起数学、物理或法学、经济学来，很不幸，“文学经典”的弹性是最大的——只要读书识字的，不管学什么专业，都敢跟你争。

    《红楼梦》确实伟大，但不喜欢又怎么样

    某种意义上，在今天这个时代谈论“文学经典”，而且还想将其作为教学或研究的重镇，会被扣上“保守主义”乃至“冥顽不化”的帽子。比如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94年），在很多追求“政治正确”的激进学者看来，不说反动，也是老朽。此书以莎士比亚为标尺，来选择并建构西方文学正典，对26位大师作品的精细解读，在布鲁姆是全身心地投入，但并非所有人都领情。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立场，在布鲁姆看来，学术界追求“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这使得西方文学经典的阅读、教学与承传分崩离析。

    面对如此“经典悲歌”，我的态度颇为骑墙：既承认“文学经典”具有弹性，并非只有你认可的这十几或几十家，作为文学教授，阅读趣味不能太狭隘；但也不主张拆掉所有藩篱，任由读者自由裁断，说什么好坏全凭嘴一张。据说曾有大师夸口，他掌握先进的理论武器，即便给他一张账单，也能写成很好的文学论文。若真到这个地步，不要说“经典解读”，就连“文学批评”是否值得存在，也都让人怀疑。“文学是什么”“何为好作品”“如何阅读经典”，此乃最基础的问题，作为文学教授，你必须回答。若我们这些文学教授整天摆弄各种莫测高深的理论，面对“经典阅读”这么急迫的社会话题，不敢发言，或没办法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怎能让读者信任呢？

    在这方面，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困境恰好相反。前者是太凝固，后者又太疏松。记得陈西滢曾嘲笑英国人开口就是莎士比亚多么伟大，但很多人其实没认真读过其剧作。中国人也一样，不敢承认自己不喜欢那些大名鼎鼎的文学经典。记得我在乡下插队时，周围不太识字的老农都说《红楼梦》好。因为1973年的某一天，在接见即将互换岗位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时，毛主席问许世友读了《红楼梦》没有，许回答“读了”；毛问读“几遍”，许答“一遍”；毛说“一遍不够，最少要五遍”，最高指示传达下来，我们积极响应。大队书记要我春节期间给乡亲们说书，就讲《红楼梦》。我准备了好几天，最后落荒而逃。除了断定自己讲不好，还有就是深刻怀疑贫下中农爱不爱听。《红楼梦》确实伟大，但不是山村晒谷场上说书的本子。再说了，不喜欢《红楼梦》又怎么样？

    尚友古人能提升精神境界

    我曾谈及：“对于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中文系学生来说，知识爆炸，检索便捷，记忆的重要性在下降，如何培养阅读、品鉴、阐发的能力，成了教学的关键。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退而求其次，也会多少养成认真、细腻的阅读习惯。”

    至于如何促成“批判性、联想性、拓展性、个人性”的“文学阅读”，除了“重建文学课堂”，还有就是思考专业教育中的“必读书目”。为何关注需不需要“必读书目”这样琐碎的问题？因我在研究生入学口试以及论文答辩时，发现学生普遍不怎么读作品，但又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颇有以此为荣的。有些是偷懒，有些则是趋新——对于今天中国各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读理论而不读作品，成了新的时尚。

    单从写论文的角度，选冷门、读僻书，是比较容易出成果的。可太在意发表，容易剑走偏锋，不去碰大家或难题。长此以往，很可能趣味偏狭且低下。读书的人都明白，长期跟一流人物、一流文章打交道，是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的。用老话说，这就叫“尚友古人”。

    这就说到文学教育的目的，到底是培养有技艺、善操作、能吃苦的专门家，还是造就有眼界、有趣味、有才华的读书人。以目前的发展趋势，后者几成绝响。我常感叹，老一辈学者的见识远远超过其论著，而新一代学者则相反。这一点，聊天时看得最清楚。今天的学术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为写论文强读书”，基本上不读与论文写作无关的书籍，这实在太可惜了。围绕学位论文来阅读，从不走弯路，全都直奔主题，这不是“读书”，应该叫“查书”。多年前我说过，我喜欢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而不太欣赏眼下流行的“不读书，好求甚解”。

    我必须提醒，“必读书目”不是要求你每本都认真阅读。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鲁迅的《随便翻翻》。借助于不断更新的史家眼光与阅读趣味，将“经典阅读”与“随便翻翻”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北京青年报》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