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部当代心灵史,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翻阅抗战时期报刊我们可以发现,杜甫和杜诗是当时大家讨论的文化热点。
作为一个杜甫研究大家,冯至说:“我个人在青年时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远,后来在抗日战争流亡的岁月里才渐渐与他接近,那时我写过一首绝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识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从此杜甫便成为我最爱戴的诗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吸取了许多精神上的营养。”异代而心通,是战乱的时代把冯至和杜甫连在了一起,品读杜诗,冯至读出了时代的痛楚和人民的呼声。
萧涤非任西南联大教授,生活仍多艰难。他在诗中写道:“伤心合在来时路,稚子娇妻又一方。”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当年因贫困分居的痛苦。1946年,抗战胜利后,萧涤非离开昆明抵家乡南昌,作《归抵南昌》一诗:“不图有命得还乡,老杜当年喜欲狂。”1937年钱钟书的《读杜诗》曰:“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身处乱世,与杜甫心境时有契合会心之处。
离乱的抗战时期,经历生与死、荣与辱、血与肉的考验,人们与杜甫异代而心通。杜诗的内容写的好像就是当下的现实,一样的时代,一样的离乱,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呼唤,杜甫成了抗战时期广大民众的代言人。
(《光明日报》11.30吴中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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