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老人

    2001年，美国波士顿的笔架山小区,十来位老邻居聚在一起，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为一个急切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如何才能在家里安度晚年，却又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添负担？

    虚拟养老“村”的兴起

    在美国，虽然大多数中高龄老人生活可以自理，但随着身体机能的慢慢衰退，外出开车办事或者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危及生命，摔倒就是导致老人失能或者死亡的祸首。

    笔架山的老人们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小区里打造一个虚拟养老“村”。这个“村”是一个非盈利机构，财政来自于小区的老人自愿缴纳的会费以及外界捐款，和大多数养老服务平台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它最大限度的发挥了老人的主观能动性。老人不是纯粹的被服务对象，也是服务管理者和提供者。成为会员的老人们形成各类委员会，比如财务委员会、矛盾调解、娱乐文化活动等等，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村务进行管理，自己决定所需要的服务。 

    服务人员的主力军也是老人们自己，他们提供一些专业要求较低的服务，比如当司机、修理小家电、换灯泡、整理后院、组织社区活动等等。而更为专业的服务，比如贴身照护、法律援助、较繁重的家务，则由和村里签约的外部服务提供者来完成。

    再者，“村”里的老人不仅仅是需要服务的个体，更是具有一个深厚社会关系的群体。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由专业的管理和资源调度平台对其进行整合，通过各类社会活动进行再培育来加强村民集体意识，是笔架山“乡村”成功的第二个秘笈。

    如今，草根性质的笔架山模式，如同星星之火，已燎原于美国很多城市和小镇，形成了一场“村庄运动”。

    被异化的中国老人

    中国很多大中城市借鉴了这种在社区里设立养老服务中心的形式，比如各地的“虚拟养老院”，以社区为依托设立一个信息服务平台，当老年人有服务需要时，只需拨一个电话，信息服务平台就会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但中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一直没有预想中那么成功，这来自于一种理念上的欠缺——充分认识老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理念，而这正是美国“村庄运动”的精髓。中国的“虚拟养老院”和美国的虚拟“村”有着本质区别——前者将老年人视为被养起来的弱势对象，后者视老年人为“村庄”熟人社会的一员。

    在中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提得很多，但是对“老有所为”和“老有所用”提得非常之少。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被“绝对弱势化”了。以这种方式来看养老，是对老人这一年龄群体的异化，老年人被看成是异于“正常的社会成员”的附体，他们的存在被边缘化和隔离化。

    好些老人，如果不用带孙子的话，似乎过得比较空虚。往往聚在一起整日整日地打麻将或者打牌，或者在家做沙发土豆，休闲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混日子。按被我访谈的一位老人的说法，“这样下去，有用也会变成没用，没病也会变得有病”。 

    重新发现中国老人

    美国和中国的老人都是人生经历十分丰富的一代，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都非常强。基于中国特定的时代烙印和文化特性，中国老人表现主观能动性的方式会和美国的老人很不一样，所以，中国养老事业的第一步应当是全方位了解老人，认识他们的共性和个体差异，还原他们的主体性，为他们的积极性和社会性提供发挥的平台。是时候重新发现中国的老人了。

    （澎湃新闻网 11.22 罗宝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