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镜子的功能,是自照。老祖宗留下的“每日三省吾身”,就是指自读自审。真正自读自审的,是那些对镜自照污痕的人。在文化人中,那是一种令人起敬的人文美德。
一
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始时的第四次文代会。周扬居然在大会讲坛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的面,对于萧军不应该承受的苦难,坦承他作为当时的文化官员,负有难以推脱的责任,为此他特意向萧军道歉。记得,当时我坐在和萧军同一排的椅子上,情不自禁伸长脖子去看萧军的表情:这个文坛铁汉,灰白头颅低垂的瞬间,竟然有些颤抖。
我和萧老当时住在同一个小区,会后有一次在他家里,我特意问起周扬当众向他道歉一事。萧军长叹了一口气,缓慢而动情地说:“自审自识是需要勇气和良心的,在文代大会上当众自责,就更需要良心苏醒后的勇敢了——我已向他表达了我的心声,谁也无法抗拒逝去年代的政治雕塑;但历史由浊变清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并承担下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他所做的体现了一个文化人良知的先行,我已向他表示了敬意。可惜的是,文化人中像周扬这样的太少了,少到近乎绝版……”
萧老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之中也吐出了我的心扉之声:“不知您是否听说了,也有当年的文化官员表示,永不忏悔!”萧军抛出了一句惊人之语:“那是两条腿的人形禽兽!”
事过多年,周扬和萧军虽都早已作古,但我认为,周扬在历史新时期自读的崇高姿态,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不能略去的一笔。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疯狂的“文革”年代过后,在浓郁的血色面前,有忏悔精神者不仅寥寥无几——恰恰相反,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像是得了健忘症那般,如川剧中的变脸术似的,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历史新时期的学术大家。这些人似乎身附魔咒,无论国人怎么鄙视其往日行为,都不能触及他那根自恋的神经,依然高堂阔步于媒体面前。试想,这些人与周扬的忏悔行为相比,不是有鸿毛之轻与泰山之重的差异吗?
二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让我肃然起敬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后,在斯大林时期,先后有近两千名作家,以各种罪名被流放、关押,更有甚者走上了不归的墓地。在此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着作协的总书记一职,因而不可避免地充当其中的轴承;可贵的是,法捷耶夫因受良知的拷问,在1956年给了自己超凡的一枪,作为他忏悔的绝笔。法捷耶夫的肉体虽然倒了下来,但他的精神肖像,却在全球文化界站立起来。
这些文化上的双面人,让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流行于西方的假面舞会。文化人不是卖笑、卖身的人,无须戴着假面生活。在历史明镜前梳洗时,还原成一个真实自我,这是文化人自读时应有的起码的良知。这是周扬向萧军道歉和法捷耶夫的绝命枪声,给我的深刻启示。
此时,我还忆起了又一个历史镜头: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书店签名售书,正好与漫画家华君武相遇。他签售他的漫画集,我签售我的散文集。签售之后,他突然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为五七年我画的反右漫画,向你们道歉。”我愣了许久,因为当年批判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我当真记不起他画的反右漫画了。直到前几年华君武逝世之后,我才从漫画家李滨声追忆他的文章中,知道华君武当年用漫画的形式批判过李滨声1957年的漫画《无嘴的人》。看!这是多么深刻的反躬自问。报纸上说他曾十多次向在1957年落难的人,表示他的愧疚之情。
愿文化人都能以周扬和华君武为镜,照一照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灵魂,以不让中华民族“自省吾身”的美德,在民族复兴的21世纪断肢解体。
(《光明日报》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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