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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中国文化传统对文武观念向不作严格区分。历史上名将大帅，极多数是文人学士，而非行伍出身。明太祖时，百司请立武学。明祖曰：“一文武不分途。”明祖崛起草莽，文武均非堪当，但他却说准了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本文正要从中国历史来澄明明祖这句话。
在上古时代，贵族内执政柄，外总兵戎，文武绾于一身。所以男子生则悬弧门外，成为古人习俗。春秋时，晋、楚战于濮，晋文公将出师，谋元帅，赵衰曰：“却縠可，说礼乐而敦诗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下逮战国，《孙子兵法》至今备受欧美崇重，定为最高武学校的教本。此书并不专讲军事，亦可谓所讲乃兼及最高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军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属于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军事。故最高军事哲学，必从最高人生哲学政治哲学中发挥而来。
下到汉代，出于胯下的韩信，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他能诵兵法，能驱市人而战，而且能多多而益善。他又懂得要师事败将李左车。而且他拥重兵，独王一方，却誓不背汉王。据这些事，他真是一名将，一大将，而且亦可称是一儒将风范。
东汉光武中兴，一时部伍，如王霸、吴汉、耿弇、寇洵、邳彤、冯异、岑彭、邓禹、马援，何尝有一个是经受军事训练出身的军事专才。只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军事，因缘时会，勋绩彪炳。中国历史上多出军事天才，正为中国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讲究人事，所以成为一通情达理之人，遂亦能当一理想的军人。班超以一低级下吏，出使西域三十六国，扬名国外。只因他历练了吏事，吏事亦是人事。虽属文事，却可由此兼通了兵事和武事。
三国时，如曹操、诸葛亮，莫非胸罗群书，文采斐然，为一辈文人所弗及。关羽治《春秋》，也是人人皆知。使后人低徊向往的，有如魏羊祜与吴陆抗之对垒，使命常通。抗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求药于祜，祜与之，即服。曰：“岂有鸩人羊叔子。”以此较之诸葛亮、司马懿阵前交际，闲情雅量，更不知要胜几许倍。若我们读《春秋左氏传》，便知此一风范，也是其来有之。此之谓文化传统。
陶侃为东晋征西大将军，在军中，尝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此语流传千古，至今人人称道。其运甓故事，亦人人皆知。尝治船，竹头木屑，皆令人借记典掌，到后随处有用。时人称其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处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处理军事，自然绰有余裕。
桓温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将。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一念之错，身败名裂。可见军人还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干济、学问、修养之外，最高还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中，至高无上的特点。
凡中国历史上称道一武将成功，决不专重在其临阵打仗上。唐太宗有十八学士，皆在军府中。凡中国历史上大将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仅是前线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中国人意见，文事必先于武力，安内必先于攘外，故政治必先于军事。
以上拉杂陈述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兼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圣大贤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故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将才武德，非熟读历史上之名将事迹，则不足知之。而如《孙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识，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赵括之徒读兵书，则仅足供人以嗤笑与鉴戒。
@民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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