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间追寻《新青年》足迹

    上海嵩山路向南到底，曾经有一片石库门房子，叫做吉谊里。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来上海，便住在吉谊里21号。在这里，陈独秀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创办了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办刊宗旨的《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杂志更名《新青年》。

    位于太仓路、顺昌路、黄陂南路之间的吉谊里如今已难觅踪迹，区域内唯有一排石库门房子，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宿舍旧址，其他都被高层的住宅与高档写字楼取代。

    北京箭杆胡同里的呐喊

    任北大文科学长后，陈独秀从上海的石库门搬进了北京的胡同，他的住址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现箭杆胡同20号）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此间，《新青年》发生了重大变化。1917年10月，刘半农致信钱玄同，将自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四人比作“台柱”，希望“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以期“压得住座”，在这一动议之下，《新青年》于1918年1月4卷1号开始转型为由六名北大教授轮值编辑的民国史上第一同人刊物，杂志“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同时开始尝试白话文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北大红楼的旧梦新颜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为《新青年》与大学的结合创造了机会。《新青年》同人的身影除了活跃在箭杆胡同，还有北大红楼。

    北大红楼是当时北大文科所在，《新青年》的同人们以此幢大楼为阵地聚谈观点，激荡思想。从罗家伦的著述中能看出当年的场景：“还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房子）。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语），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语）。这两个房子里面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总以讨论尽兴为止。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

    上海渔阳里的“朋友圈”

    1919年，陈独秀被北大免职，后来又因散发传单被捕。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做了一番伪装，乘驴车至天津，又从天津坐火车到上海。陈独秀在上海的同乡柏文蔚正好要赴任离沪，便把租住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留给陈独秀。老渔阳里2号就是今天的南昌路100弄2号。

    当时，因为思想不投契，《新青年》的同人之间开始出现分裂，1919年12月的7卷1号开始，《新青年》又恢复到陈独秀一人主编的状态，其撰稿和编辑的基本力量也逐渐被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李达、李汉俊等取代。在这座房子里，《新青年》的内容不再是思想评论而是政治宣传。

    1921年9月，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中央的办事机关所在地，同月新青年社成立，决定《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脱离群益书社，独立出版，《新青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

    1921年10月，法租界巡捕房包围并搜查老渔阳里2号，将积存的《新青年》及印刷机器一并搜去，1922年7月，《新青年》休刊。次月，因陈独秀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再次被捕。

    在经历了上海的波澜起伏后迁至广州，《新青年》于1923年起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身份发行季刊或不定期出版物，直至1926年停刊。

    （《文汇报》10.23 刘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