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谢觉哉

    在网上查询，对我的父亲谢觉哉的解释，一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国法制奠基人”等，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所以我从小就被称为“高干子弟”。但是，我真正了解我的父亲吗？我到了自己老年时候，才发现知道他的并不多。

    忘年父子

    父亲谢觉哉大我母亲王定国29岁，母亲29岁时生的我，所以父亲与我的年龄差别是58岁，可谓“忘年父子”。我和父亲生活的人生岁月，有着两代多的巨大的时代差距。

    父亲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也是少得可怜。1971年6月，当我兴冲冲地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的时候，却碰到了父亲的去世与葬礼。

    一晃父亲去世已经43年了。对于早已离去的父亲，我努力去读懂他的人生、思想，这促使我开始编辑《谢觉哉家书》。这本《家书》收集了父亲给家人的91封信件，最早的是1921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风后，用左手艰难书写的。

    父亲的原配夫人

    很可惜，我没有收集到父亲青年时期给其父母的书信。父亲16岁时，他母亲病逝，21岁时他父亲去世。现在找到父亲的书信，不少是给他的前后两位夫人的。

    在1976年前，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听说过父亲的第一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没有见过她，只知道在老家湖南宁乡，父亲还有几个孩子，年纪都很大了，有一位哥哥谢放，1937年5月也到了延安参加革命。后来通过阅读父亲的日记、书信，我才渐渐地理解了为什么他会如此谨慎地瞒着孩子们。

    1899年，年仅15岁的父亲与近20岁的何敦秀结婚。女方比男方大4~5岁，是当地习俗。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家教敦厚。父亲与何敦秀共同生活了21年，生育了四男三女。

    1920年，36岁的父亲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1921年，父亲写信给何敦秀，语气亲昵地“汇报”自己每天的生活。1937年，离家已10多年的父亲53岁，被“组织安排”与24岁的王定国结婚。

    1939年，正值何敦秀60大寿。父亲写信给发妻祝寿，写了满满的四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那时的“大事”，就是家族的传宗接代。

    从1939年到1951年，父亲一共给发妻写了8封信。何敦秀与父亲的孙女谢延仁说，这些来自丈夫的信，何敦秀特别宝贝，又怕虫子咬，又怕受潮，都是一封封特别小心地放在阁楼上。谢觉哉离家后，敌人多次到家里抓人、抄家，家里“鸡犬不宁”，家人东躲西藏，只有何敦秀一个人在家里顶着。

    1951年9月，父亲给何敦秀写去最后一封亲笔信，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上世纪50年代末，80岁高龄的何敦秀被小儿子接到北京居住，父亲和母亲曾请她到家里，也多次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何夫人曾对我母亲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家人及同事，包括毛主席常叫我父亲的称呼）照顾得这么好。”

    88岁高龄的何敦秀1967年去世，母亲亲自过去帮助料理后事。两人互敬互重的情谊，令我们晚辈赞赏。 

    我父母的婚姻

    1937年，父亲已离开家乡、妻儿10多年了，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父亲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代表。我母亲在西路军战败失散多日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半年后她也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

    母亲后来对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讲：当时“组织上给我说谢老年纪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做时任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宁乡同乡贺耀祖的统战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面协助，希望我与谢老结为伉俪”。母亲同意了，但晚上吃饭庆祝后，让她进谢老的卧室，她不干。

    母亲出身穷苦，小时候做过童养媳，不识字，说：让我照顾谢老我同意，怎么还一起睡觉？别人告诉她，结为伉俪，就是夫妻。她犹豫了，说希望给她时间考虑，自己在四方面军时有个相好叫张静波，现在不知还活着没有。后来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中牺牲，母亲才同意了这桩婚姻。

    母亲早年不识字，父亲曾让她去办公室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母亲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父亲听后说：不用怕，我教你。后来，母亲跟着父亲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还成为了书画社会活动家。

    如今母亲已102岁，身体很好，是唯一健在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百岁女红军。 

    （《北京青年报》10.11 谢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