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玲一生中,冯达是个重要人物。几乎所有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文件中,冯达都被说成“叛徒”。
冯达是丁玲的第二任丈夫,是蒋祖慧的父亲。他与丁玲同居,大约始于1931年11月。
冯达是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盟员,既非左翼作家,也不是棱角鲜明的斗士,性格才华皆平平,与丁玲差距较大,所以他与丁玲的结合,让人感觉有些意外。
这是一种特殊心境下的选择。冯达是在丁玲“寂寞孤凄的时候”,静静地“走进了”她的生活的。
当时,丁玲对雪峰爱得死去活来,但雪峰一直理智地克制自己,两人的关系不会有结果,所以丁玲说“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她“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在这种境况下,冯达就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这样描述冯达:“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在丁玲遭绑架一事中,冯达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评价他的关键。普遍的说法是,冯达出卖了丁玲,早在1933年6月10日《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中就称:“有冯达者于五月十四日带领多数便衣暗探到丁玲住所……”他们只注意到冯达是同特务一起进来的,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冯达故意拖延了时间,以为丁玲已经离家。
5月14日,冯达再次去看两个通讯员时被捕。但他带领特务回家,已是“下午一时许”。他与丁玲约定的离家时间是12点。“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冯达进门后看到丁玲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魍魉世界·绑架到南京》,《丁玲全集》第十卷。)
所以,冯达并非带着特务要来抓丁玲的。
在《魍魉世界》里,丁玲说:“他也许是受了骗,上了当,以为可以混过去,所以讲出了我们家的地址,还可以说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注意,丁玲认为冯达只是“一时的错误,酿成了大罪”,她真正气愤冯达的,是他1934年4月至11月到国民党机关去做翻译,甘心情愿为国民党做事,她气的是冯达太软弱!
我们在2010年去看蒋祖慧。她谈起了父亲冯达。“我第一次知道冯达,是‘文革’中间,江青说:蒋祖慧是双料货!指的就是我父亲冯达是叛徒。‘文革’以后,我们团有一个人的父亲认识我父亲。后来通过他,我们就联系上了。冯达的爱人叫郑慧,他们有两个女儿长期住在美国。冯达因为不习惯美国生活,独自一个人住在台湾。他在一个类似社科院那样的研究机构搞研究。”
1990年春,冯达摔坏了颈椎,病得很重。郑慧从美国赶回来,冯达要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告诉祖慧,希望她能来探望。祖慧赶到台湾,父女终于相见了。祖慧说:“我看到他时,他很激动。”她在台北住了两个星期,每天都到病房探望好几次,冯达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讲话,眼睛一刻不离地望着他与丁玲的女儿。祖慧拿着《魍魉世界》问:这本书你看过吗?他点点头。又问:书里写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点点头。
冯达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1990年8月24日凌晨1点去世。
冯达从1988年12月2日和祖慧通信起,几乎每封信里都要谈到“冰之”(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对于冰之的思念、敬重和愧疚,三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他两次以赞赏的口气提到冰之说过的一句话:“谁说顽石不会点头!”这大概是丁玲当年决心冲破魍魉世界的话语,连她自己都忘记了,他却牢记着。
他倾诉最多的是对祖慧的思念,“你小时的一举一动,我时常想起,好像你就在我眼前。”他保存着一本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有中央芭蕾舞团1986年3月访美的照片,他从照片上辨认着祖慧的面容模样。
他也想看看祖慧的家人,看看自己的外孙,“能和你们大小三人畅叙,一定是极快乐的时光,但这样的快乐,我是无分享受的,这只能怪我自己”。他说为见祖慧天涯海角都可以去。“但我绝对不能去大陆任何地方见你,因为我十分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人。”
《魍魉世界》里说冯达被捕后充满悔恨,认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五十多年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有罪,愧对冰之,愧对中共,所以“回不去了”,无颜登上中共领导下的大陆。一位相交较深的朋友曾对冯达说:“你是悲剧中的人物。”冯达告诉祖慧:“他这句话包含很多事:我的个性,我的为人,我的学问,我的品德,我的才能等等。我想你的爸爸除了是‘叛徒’之外,其他任何方面都不会让他的女儿觉得爸爸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三季度 李向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