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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说环保，就想到种树。种树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参与环保的代名词，或者说是最方便的不二法门。因此，30多年前，我国就有了“植树节”。
我关注环保不到20年，2008年，出版了《没有大树的国家》之后，就日益变得“违反潮流”起来，开始时只是反对一味种树，呼吁大家都应当去护树，保护天然林。后来干脆呼吁植树节应当改名为“护树节”。现在，还想进一步，想呼吁中国把“森林覆盖率”的计算，改为“野草覆盖率”的计算。
有三种树正在成为其他树的克星
当前中国，有三种树，正在成为其他树的克星。
一种叫杨树，主要生长在北方；一种叫杉树，主要生长在南方；还有一种叫桉树，也主要生长在南方。
不久前，我刚回了一趟老家，见我们兄弟三人难得都一起回来了，父亲带我们到山上，把他这十年来所种的树，第五次交代了一遍。
他边走边说，这十几棵，是他十年前种下的，是杉树。另外一小片，是他去年种下的，是杉树。还有一大片，是把原来的桔子园改造后种的。桔子最近卖得不好，准备不要了，通通种成杉树。
我们兄弟仨在后面心神不定地跟着。我们对这些树不感兴趣，我们都在想，如何让他不种杉树，不要让整个村庄只有一种杉树。
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小山顶，那里，还残留着十几棵松树，十几棵其他的阔叶杂木。
这是福建北部丘陵地带中常见的一个村庄。这是福建北部常见的一个家庭。这是福建北部最常见的“杉树运动”。
这“杉树运动”，涉及几乎每一个农民家庭。原因在于，农民们都准备进城打工和居住。在这种形势下，农田只好荒芜，太肥沃太舍不得的，种些蔬菜，种些苗木，能有点收益。水稻是不种了，大家都到城市里买其他地方运来的米。
最搞笑的是那些松树。松树在30年前，还是大家争相种植的宠儿，但今天，它却成了人们舍弃的无用之物。农民们先是把松树根部砍上一圈，让树无法从根部将营养通过树皮输送到树顶，于是树就黄了，就可以以生病为理由，顺理成章地放倒。
松树在倒下之前，它的旁边，已经种下了一株小杉树，正雄心勃勃夺取阳光，获得生命权。这时候，农民就可放心大胆地一年到头在城市里打工了。
我们仨几乎不约而同地问，这些杂树、松树，能否不砍了？我们不要杉树，就让这一小片留存下来吧。
父亲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们一眼，说，不可能，大家都在占山，今天我不动手，明天其他人就动手了。谁占就是谁的，不可能留下来。
没有了杂木，只有了杉树，野生动物就全都消失了。这就是生态学上最可怕的“栖息地破坏”。没有了杂木，水也护不住了，因为整个林子只有一种树根，根本无法让大雨慢慢吸附于土壤里。如果雨水再大些，还容易造成山体滑坡。
闽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缩影。江西也在发生“杉树运动”、“茶树运动”，广东和广西，闽南和赣南，好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桉树运动”。南方许多地方的天然林生态系统，就被这几种树无情地替代了。
如果你去雷州半岛看看就知，雷州半岛90%以上的树都是桉树。如果你去广西的钦州、防城港一带看看就知，这些地方90%以上的树，也都已是桉树。
三北防护林，种的几乎都是杨树。长江防护林，上游还保存了不少天然林，中下游的河岸两边，种的基本上都是杨树。沿海防护林，长江以北的海岸线，也是“杨家军”独领风骚；长江以南，沿海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如红树林、木麻黄林，在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开发、港口开发、工业园区开发热潮中，被破坏得七零八落。
对生态的另一种威胁
2014年5月份的一天，范博和邵杰两位游客，到江南某森林公园（国家4A级景区）去游玩。当他们即将爬到山顶时，几台挖掘机和一条新剖开的石路吸引了他们的目光。顺道路慢慢往上走，两边全是一层一层的“梯田”。“梯田”里几乎没有土壤，只剩下一些破碎的砂石，“梯田”里零星种着几株湿地松，被山风吹得东倒西歪。
这个森林公园风景秀丽，一直是登山、骑行、自然观察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两名游客想起两年前骑自行车来这里游玩时，这里还是一片天然次生林，怎么短短时间内，森林就变成了梯田？
带着这样的疑问，范博和邵杰开始了持续的追问之旅。慢慢地，他们发现，森林变梯田，其实是为了实现耕地面积的“占补平衡”。所谓“占补平衡”，按照2004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也就是说，如果某城市开发了郊区的一亩良田，开发商可在这个省范围内，寻找一亩或几亩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作为补偿（各省的新旧耕地折抵率标准并不相同），上面所说的风景区所在的省份，新旧耕地折抵率为0.72左右，就是说，如果开发商占用了一亩熟地，需要大约1.5亩新生的耕地来“折抵”。
范博和邵杰将发现的问题向当地的农林局、国土局、旅游局反映，三家机构给出的解释是，该地块原为天然次生林，2012年5月20日，为了增加村级经济收入，推动低产林改造，经该村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对两块将近800亩的“低产林”和荒废老茶园进行耕地开垦改造。项目于2012年11月动工，2013年12月完工，现正在等待省里的“耕地验收”。验收通过后，一亩地，至少可获得35000元左右的收益。
两人继续研究政策后发现，4A级景区里的“高山梯田”之所以能够卖得出这么高的身价，原因在于它们能够用来折抵城镇建设用地所占的耕地指标，能帮助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按该省国土厅的规定，新耕地开垦收益，按照省20%、市县80%的比例分成。
学者汪晖对土地“占补平衡”和“跨市调剂”制度有过深入研究。他说：“其实想一下也明白，现在的城市土地价格，高的都达上千万元一亩。由于耕地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调剂和流转，于是，政府这边以高昂的价格把土地卖给地产商，那边到别的地市以20万元的价格去‘调剂’来一亩土地，这是非常划算的事。这样，地产不发达的地方，可以开发新耕地来获利；地产发达的地方，可以出卖好耕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
无独有偶，和范博一样，环保志愿者潘文婧也在研究毁林造地问题。她通过遥感地图，发现这些“新造的耕地”多在人迹罕至的山头，有的甚至在保护区、风景区、水源林内。有些地方毁掉森林造成的“新耕地”，底下全是石头，开发出来之后，不仅什么也种不了，而且给当地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与其种树，不如长草
当我们大谈森林保护环境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最先让一片土地“复绿”的，其实是草。草和树一样，对繁殖后代也有着极强烈的本能。草比树更明白，这个世界，提供给它们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它们必须具备更顽强地生存能力，必须生得更多，才有可能保证子女的生存概率。
草在无法长树的地方，就更神奇了。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新疆的高山以及三江平原的湿地，其实都是草的天堂。
因此，我们更应当让野草长遍中华大地。我们应当让野草野花在城市里自由地生长，而不是成天想着如何拔除它们、清理它们、驱赶它们。把这些能力顽强的环保野战军赶走，却花大价钱去养殖那些细皮嫩肉的外来物种，我们的选择是多么的得不偿失。
因此，中国应当重视天然林的保护，国人应当去保护天然林，而不是一味去种树。此外，中国应当改变森林覆盖率的统计方式，把中国的生态指标，用野草覆盖率来作为计算方式，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因为，有野草的地方，生态就有希望。
(《羊城晚报》10.10 冯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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