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1916年12月28日，梅光迪给胡适一封回信，信中主要阐述社会改良问题，提出“改良社会，先须改良个人”。他习惯性地谈到中国文化传统，说：“吾国文化之目的，在养成君子。”“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

    写这封信时，梅光迪正在哈佛大学就读，而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忙着编他的新诗集，并希望梅光迪为他作序。梅光迪用三条理由谢绝了胡适的请求。他说：“（一）迪现实未敢谈诗，因未研究也；（二）序文者乃‘谀墓’之类，安容反对家置喙？（三）迪全无名誉声势，作序无补。”

    读这封信可以比较清楚地感受到梅光迪的文化追求，同时又能较真切地感受到其性格与为人。

    胡、梅这两个安徽老乡，大约相识在1908—1909年的上海。胡、梅两人因白话文之争，在现代文化史上造成一学术公案，那是1916年以后的事，而在此前，两人却是惺惺相惜的一对君子，生死相托的一对挚友。

    在一般人心目中，梅光迪是一个守旧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反对白话文，后来又创办了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学衡》杂志，还曾被鲁迅嘲笑为“梅光之迪、宁古之塔”。但仅因反对白话文就被视为“保守”，因为提倡新人文主义（这是《学衡》的主旨）就被称作“反动”，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如果立足他的文章、他的日记、他给胡适的书信的文本，则又可以得出几乎不同的结论。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十分有主见、抱着极高文化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相当前卫。同时，他又是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君子，一个性情耿介的狂狷之士。

    刚去美国之初，他对留学生中许多现象颇不能容忍。在1911年感恩节后二日（约11月27日）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看见留学生一来到异国他乡，立刻剥去中装而改穿“异服”，整日里聚会谈天、逛街游玩，他竟在给胡适的另一封信中谈到：“欲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才也。”

    他的这种感受，与鲁迅刚到日本，在东京上野的公园，看见清国留学生的做派所发生的感慨，如出一辙。

    梅光迪对别人是这种感受，别人对他的感受也就好不到哪里去。1911年9月30日，他给胡适写信说：“迪学无根底，又无良师益友，近一二年始稍知为学之方，每有思想议论，自谓差能拔于流俗，然以此不容于同侪，多有目迪为迂腐病况者。”“迪稍有几本中籍，国人见之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者。书痴、老学究之名词盖已数闻不一闻矣。”

    如果说梅光迪守旧，应该是守的“道德之旧”。但他所守的“道德”到底是否陈旧，是否需要淘汰，迄今看来，尚无法定论。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吾人处孔教衰颓之日，须以复兴之责加诸身，善读善解尤须善行；不然，以国势之不振，归咎于孔教，从而弃之，而卑辞厚颜以迎方兴之外教，有血气之男子不为也；要使枯树生花，死灰生火，乃为豪耳。”

    中国自古将“道德”与“文章”并称，为文在其次，核心在道德。1911年三月朔日（农历三月初一），他在与胡适探讨文章的一封信中说：“文以人重”，建议胡适“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也。”因是，在另一封信（1911年10月8日，此时已到美国）中对胡适回护程、朱而诋毁习斋（颜习斋），大不以为然，提出：“吾人论古当问其人之有功德于吾民与否，不当问其学问之纯驳。”为颜、李（李卓吾）辩护，推崇“视思明，听思聪”。

    在1911年11月27日那封信中，他说：“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皙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

    在到美国半年后，他拟定了省克法十八条，并写信告诉了胡适：第一条，起居有时；第二条，饮食有节；第三条，处事有序；第四条，立志必为天下第一等人，文章、经史、政治、哲学，必须成家；第五条，勤学；第六条，敦品，应对进退、仪容动作、交际然诺，皆不可忽；第七条，主敬，出门如见大宾，入门如承大祭，不愧于屋漏；第八条，乐天，和平闲逸，有潇洒出尘之致，不以世俗毁誉得失分其心；第九条，寡欲，洗心涤虑，思无邪；第十条，坚苦，勇往凌厉，百折不回；第十一条，习劳，多运动操作；第十二条，谨细，事事留心，视思明，听思聪，察言观色；第十三条，谦让；第十四条，慎言，戒妄言恶言，不臧否人物；第十五条，择交；第十六条，爱人；第十七条，惜阴；第十八条，节用。

    显然，这十八条都是养成中国传统意义上正人君子的要件，同时，也是针对自身弱点和坏习惯所上的“紧箍咒”。

    1945年12月27日，梅光迪因心脏病逝世于贵阳医学院，享年56岁。在人生的最后，尤可见一个人的道德品性。1945年2月14日，农历新年，同事小孩来贺新年。梅光迪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小儿来拜年，惜未赏钱。”愧疚之情溢于言表。3月3日，忽然想起自己的家世渊源来，颇有慎终追远之情怀。他写道：“翻阅明史宣城县志及宛陵诗集，予常觉宣城历代名人不少。而梅氏一姓之名人，在宣城又首屈一指。故以后宣城梅氏之子孙，无论侨居何地，总须保存其宣城籍贯。”

    3月14日，又记道：“每念乡贤，不觉神驰。予常谓爱人类必先爱国，爱国必先爱乡，爱乡必先爱家，爱家必先爱身。由小及大，由近及远，而后一事乃有所着手。”

    斯人已逝。回味六十乃至八十多年前的一言一行，不难想象其气度，其精神。他在1913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吾辈书札往来，当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

    “以逆耳之言之多寡定交情之深浅”——显然，这是君子之道。但在当时，乃至日后漫长的岁月，证明此道难以行得通。梅不仅因此屡屡开罪于胡适，还因坚持己见，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划到保守主义者一途了。

    （《文汇报》9.22 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