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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前一晚，护士一再叮嘱老兵们保持起居正常，但文正国还是在9月3日这天比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天蒙蒙亮，文正国望着窗外，用手一遍一遍地顺着头发。
差十分六点半，一位主任医师、一位护士长进房，对老兵做阅兵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8点50分左右，车子还未发动，一些老兵已迫不及待等在门口。
打仗不怕死，现在就怕忘
等待9月3日的两周时间里，一些看似没有交集的国共老兵穿着各自颜色的军服，坐上一下午互话当年。许多老兵已然听不清一旁的人在说什么。但这也许是老兵最后一次坐在敞亮的酒店大厅里，向同样两鬓花白的同辈分享记忆，哪怕对方并非是多么好的听众。
比如苗寨老人符隆前，在那“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大山坳里，若不是有这份特殊的礼物，他将永远只是那个给街坊邻居讲讲“打鬼子”、唱唱山歌的苗家老头儿。
8月24日下午三点，离预演录像开始播放还有一段时间，93岁的文正国已经穿好受阅服装，胸前别上了阅兵专用标志徽，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前一天是阅兵预演的日子。由于年纪太大，文正国像多数老兵一样没有前往，而是由家属前去替代。
看到老兵方队出现在屏幕上时，文正国只是盯着，半晌，突然说：“感觉连长就站在门口，和我一起看着呢。”他拿手揉了揉眼角，眼眶有些潮湿。
1942年赴缅途中，新38师112团的连长湛茂堂要求文正国匍匐到百来米外的一处草丛中隐蔽，“文正国，正前方250米，你给我打掉”，文正国至今记得连长和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枪林弹雨中，文正国胯骨中了一枪。在帐篷取子弹时，战友告诉他湛连长牺牲了。
“我还活着，这次去参加阅兵，我代表的就是他们。”受阅老兵余新元也说，自己代表的是死去的502位战友。正如文正国坚信倒下的连长就在身旁一样。
“打仗不怕死，现在就怕忘。”交谈时，碰到想不起来的地名或人名，老兵刘新增皱着眉，像吃不到糖的孩子一样和自己急，他说怕自己忘了，忘了死去的战友和亲人。
“（要是忘了）当年那么多人死了，不就白死了？”刘新增摸着左前胸的阅兵专用标志徽。
给子女留下一颗子弹头
9点20分，30辆车子陆续开动，出了酒店大门向西来到第一个十字路口，随即右拐进北京市政府所处的正义路。
等待的时间一晃而过。10点整，阅兵开始了。检阅部队的时候，在路口等待的老兵清楚地看到了站在国产红旗上的习近平主席。眼看就要到天安门城楼底下的时候，没有口令，老兵们齐刷刷地举起右手敬礼。
坐在第一台车的老兵张玉华举着右手，许久不肯放下，尽管这只手曾在和日军的作战中被子弹打穿。他今年99岁高龄，曾多次身负重伤，靠着战友将他从战场上背下来而死里逃生。“有人问我给子女留点什么，留下各种勋章和我腹腔内的这颗子弹头。”高高瘦瘦的张玉华老人说。
我这一生，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11点，回到酒店，差不多到午饭时间，一向沉默的文正国用湘潭话对外甥女说：“还不饿，喜饱达（开心饱了）”。
“我这一生，终于画上圆满句号。”陈顺焕这句话则把一旁的儿子惹急了，说，“您这说的是啥话。”老人自觉风趣，他说：我那么多战友牺牲了，我还活着，还能在有生之年代表战友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当然圆满。
某次战斗中，陈顺焕所在的连队战友全部牺牲，因为腿伤他没有参加战斗，幸免于难。这样的“错过”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更加难以释怀。退休后，老人迷上了写回忆录，常常手写七八千字给报纸投稿，他怕自己忘，也怕后人忘。“我们要不忘历史，国家不强大，就要受欺负。”
（《南方周末》9.4 赖竞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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