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官员追求GDP,也不能归咎于预算软约束。中央与地方分税比例、政府价格管制及产业政策是其背后隐因。
地方官员追求GDP始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增值税大约80%以上归地方;而改革后地方分成降至25%,加上中央返还,地方最多拿到30%~35%。分成比例陡然下降,迫于无奈,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设法扩大增值税税基。而最简便的办法,当然是招商引资或鼓励企业扩规模、增产值。只要企业产值增加,不管有无赢利,地方财政都可分享到25%的增值税。
如果没有价管,产品供过于求则会通过价格调节自动平衡,至少不会长期过剩。价格管制不同程度助推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的产能过剩。
由于地方政府有追求更多税收的动机,而国家产业政策又有配套的相关优惠。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可谓一石二鸟。这些年,钢铁、汽车、石化等投资一哄而起,正是受到这种“双重诱惑”的驱动。
从外部看,产能过剩还有一个原因,即出口增长下滑。不过这不是重点,我国外贸长期顺差,出口增长下滑在所难免。依我之见,中国不能过度依赖出口,重点是要立足国内,调整好自己的政策。比如税收,政府不妨将消费税改作主体税,并由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消费税在消费地征收,只此一招既可抑制产能过剩,也可减少重复建设。
再比如价管。中央说要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前提是要由市场决定价格。人们担心的是,能源价格一旦放开,会不会有企业倒闭而出现失业?我的观点,放开价管乃大势所趋,既然早晚要放开,晚放则不如早放。政府与其支撑那些产能过剩的工厂,还不如拿钱安置下岗职工。
最后说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优化结构有助,我不反对。但要提点的是,制定产业政策要尊重市场,不可闭门造车;同时,产业政策出台后也不必强行,要给市场留下适当的调节空间。
(《学习时报》9.7 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