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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命运多舛，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内部衰败，还有外来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不但已无法按照之前的逻辑走王朝循环更替的道路，而且是不得已被裹挟到了世界文明进程当中：现代化成为了一个无可逃避的征途。
内源性现代化和外源性现代化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启动社会变迁的那些决定性因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一区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中英两国交往礼单中已露端倪。当时的中国，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固模式，政治上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帝国，丝毫不见启动社会经济转型的内部动力和物质条件。而英国已经孕育出内源性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变革的前提条件，如早期城市化、早期商业化、早期工业化、世俗化等，率先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为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充分的条件。
那种认为西方更多是靠对东方掠夺而发达起来的想法并不准确，当时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它们在启动阶段是起主导作用的。一个向前发展的社会不会只有富强欲望，不会把增长能力和效度当作唯一标准，更应是向内寻求文明基因的社会。
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走向衰败、沦为半殖民地以及各种革命运动连绵不断的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对比同时期的日本，它取得成功就在于它没有经历过衰败的过程，只受到轻微边缘化，就直接进入了现代化过程。这些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的比较中，而直接检验两场运动成果的便是甲午海战及战争之前的战备情况和社会情态。日本凭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具有现代政治特征的君主立宪制，上下结合的有选择性的“殖产兴业”路线，以及较高的危机意识、整个民族对外来先进事务的学习意识和容纳能力等，抓紧启动并大力推动了适应性的现代化。
用现代化理论来看中日两国的那段历史，也就发现了窗口期、自主性与历史基础的关系。应该说，历史给予各民族窗口期是一视同仁的，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则要看当政者的智慧、格局和胆识、勇气，还包括整个社会的氛围和所形成的共识。
现代化理论概括东亚的成功经验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性的国家引导两者的巧妙结合”，即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制定维护主权与独立的工业化计划，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等，这些措施有利于高度的社会动员，以推进高速工业化，而又照顾到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追求高增长的模式也代价不菲。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更为迅速，然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怎样管控直至消除这种“发展型”现代化的副作用，已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
现代化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还必须把握好现代化的步骤、节奏和重点。如果到了一定阶段而没有适时转型的话，就可能错失不多的际遇。我们要全面把握、快慢结合，立足于慢，着眼于快，战略考量而不是轻视忽略慢变因素，统筹兼顾而不是忽略快变因素。
（《学习时报》8.27 白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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