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一项课题研究发现,教育已经成为农村一种竞赛式的文化攀比。
以四川芥县云乡雍村为例,该村地处芥县最为偏远的山区,全村人均年收入仅为6856元。
在这样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村落社区之中,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75%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学费每年6000元以上)。此外,10%在芥县的上级市蜀市的学校入读,仅5%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而贫困户等村落底层的家庭子女则全部就读于本乡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可见,村落社会中因家庭不同结构差异而导致的教育选择能力,存在一个明显的等级序列。
尽管雍村的中上层群体具有一定的择校能力,但其用于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然占据了其收入结构中的70%以上,这种选择导致的教育致贫现象,跟乡村的“舆论”有关。对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乡镇就读的村民,被大家公认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却能够把子女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村民,更被视作为有出息的人。
这样的情况在对该县蜀镇中学的调研中得到了证实。
蜀镇中学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全县排名第二,却仍然留不住学生,很多学生去了另一所教育教学质量明显不如蜀镇中学的学校。究其原因,只是因为那个中学距离县城更近。家长们觉得蜀镇中学90%以上都是农村来的学生,就片面认为习惯不好,镇上的很多家长就送子女去县里读书,农村的家长看到后纷纷也攀比着进县城。如此一来,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以至于蜀镇中学现在近95%都是农村学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贫困学生。
从雍村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底层的无力选择,教育所形成的选择性贫困被认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情。但无论是真正的农村底层,还是具有一定选择性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上层,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难以避免地致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中国青年报》9.7 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