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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下。一向在东北很有市场的上海电影，受到冲击。东北与上海，由于东北民众大批流向上海而结合得更紧密了，流亡上海的东北人将上海视为祖国的象征，留在东北的年轻人，也通过上海电影传递的信息，支撑着民族国家的信念。
为满足民众在国家民族危亡时用电影激发民族情怀的要求，上海制片公司希望得到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帮助，拍摄激进的影片，制造市场卖点；另一方面左翼文艺工作者肩负着党对电影的要求，也迫切要进入电影界。当上海抗日电影与东北民众形成一种精神呼应时，共同的欣赏习惯使陷于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民众找到了理想的精神归属。
早在1932年，东北民众开始流亡关内，天一公司就拍摄了由苏怡编剧、李萍倩导演、胡珊主演的《东北二女子》，讲述了为避战祸流亡上海的两位东北少女，共同爱恋着一位年轻的医生，淞沪战争爆发，三位年轻人参加义勇军、投身抗战的故事。
接下来，许多部抗日题材电影相继拍摄。《战地历险记》（1933年），由张石川导演，胡蝶、郑小秋等主演，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人民奋起反抗的故事。这是最早描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影片之一，正面刻画了抗日义勇军，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民族生存》（1933年），由田汉编导，彭飞、查瑞龙、洪逗、舒绣文等主演，讲述“九一八”事变后逃离东北流亡到上海的一群同胞，又遭遇到“一二八”战火的袭击，为了生存，他们拿起武器冲上战场。《大路》（1934年），由孙瑜导演，金焰、陈燕燕等主演，描写了青年筑路工挫败汉奸的破坏，用生命修筑了一条抗日军用公路的故事。
在东北影响最大的当属抗日电影《风云儿女》。该片是1935年由电通公司出品的有声电影，由许幸之导演，田汉原著，夏衍改编，袁牧之、王人美等主演。故事讲述两个流亡上海的东北青年辛白华、梁质甫，时刻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虽然过着流浪生活但并没有沉沦，还关心着从华北流浪来的阿凤母女。梁质甫因同情革命而进了监狱，出狱后热河失守，遂参军北上抗日，辛白华却赴青岛沉醉在爱情中不能自拔。阿凤在母亲死后随歌舞班抵达青岛，演出《铁蹄下的歌女》，唤起辛白华的爱国热情，好友梁质甫在古北口牺牲，辛白华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走上了抗日前线。其中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震撼了国破家亡的中国人，在此后不断出现在各类文艺作品中，成为一种民族反抗的象征。
《风云儿女》写作后田汉被国民党以“赤化”名义投入监狱。电通公司的画报《电通》发表了田汉的电影故事，并配以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抗日的歌声很快传遍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着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由聂耳作曲、许幸之作词的电影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则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亡国奴的悲哀命运：“我们到处卖唱，我们到处献舞。/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为了饥寒交迫，我们到处哀歌。/尝尽了人生的滋味，舞女是永远的漂流。/谁甘心做人的奴隶，谁愿意让乡村沦丧。/可怜是铁蹄下的歌女，被鞭挞得遍体鳞伤。”
《风云儿女》1935年在日伪严密控制下的哈尔滨巴拉斯电影院上映了，其广告词十分明确地表达了电影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主题。
“这儿有动人的舞，是皮鞭下的挣扎舞，这儿有雄壮的歌，是铁蹄下的悲鸣歌。
悲壮！哀愁！明朗！轻松！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奋！”
自1935年首映至1938年，哈尔滨巴拉斯、平安、亚洲等多家影院反复上映《风云儿女》，民众不断地到电影院观看这部影片。《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响遍哈尔滨。左翼音乐人组成的“哈尔滨口琴社”，在巴拉斯电影院举行专场音乐会，演奏抗日歌曲。
不仅在哈尔滨，《风云儿女》也得以在东北其他大城市映演。1935年6月22日，奉天《盛京时报》“影海”栏目发表署名西侨的文章《评〈风云儿女〉》，其抗日之心相当明了，即可证明此片对沦陷中的东北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
上海抗日电影中出现的主题歌、电影插曲往往气势雄浑悲壮，在东北民间广为传唱，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东北抗联歌曲的创作。
1938年，东北抗联在极艰难的情势中坚持抗战。战斗间歇，将士们你一言我一语，集体创作了大量抗日歌曲，流传下来的达400多首，其中著名的《露营之歌》传唱至今。
流行于东北民众和抗联将士中间的抗日歌曲，坚定了东北人民的抗日信念。这一切与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高扬民族家国旗帜，传递抗战必胜信念的上海抗日电影绝然分不开。在民族危亡之时，抗日电影成为东北与上海互为激励的精神纽带，使得两地帮扶着渡过难关，这一点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光明日报》9.3 郭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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