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的改革演变而来,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因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的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
增长和发展的进程会导致既有体制的某些方面不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正在成为增长的桎梏。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体制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的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让我们的体制去适应不同的和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的阶段。
从经济发展的世界经验来看,为了改变体制的某些方面以适应变化了的发展阶段为目的的改革,成功例子并不多。在为数不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够成功迈入发达经济的行列,重要之处也应归因于他们体制的可改革性。
一个体制声称再优越,一旦不可改革,就不能为其长期的增长提供支持。日本、拉美都是如此,印度也是如此。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唯有体制的可改革性才能确保改革体制的成功。
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改革体制中那些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公共部门、收入分配、土地和户籍制度以及金融等领域)变得十分迫切。换句话说,中国需要长期保持体制的可改革性,唯有如此,适应未来发展阶段升级的重大改革的成功方可期待。
(《北京日报》8.26 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