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读书声

    季羡林先生谈起“西南联大”的往事说：“本来读书需要安静，可是西南联大在战争环境里，书却读得那么好，出了很多人才，民主运动也轰轰烈烈。这个，值得研究。”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1937年，吴宓凄然告别北平。列车上的日本军人对中国乘客不屑一顾。可这个文弱的教授却说自己是“上征途”。

    当陈三立绝食殉国后，陈寅恪在父丧未举之际，秘密离开北京。他携带着珍贵的佛家经典随学校南迁，因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学问为根基”。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数学家江泽涵对家人说：“奉召而去”，只身赶往长沙。朱自清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

    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象牙塔里的人们走了出来。

    当“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转移迁滇，以李继侗、曾昭抡、闻一多等教员为首的师生们组成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简称“步行团”。在学校流亡民间的途中，乡绅是他们最有力的基层支持者。“步行团”路过贵州玉屏县时，县长发布告说：“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之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

    随着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每一个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学校教育没有中断。这些学校各自落脚在内地的偏僻地方，恢复正常的课业。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迁移，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后方，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

    王鼎钧先生写道，陈立夫当时主张收容教育沦陷区青年：“当年他有一句话遍告政要：‘孩子进流亡学校，至少他的父母不会去当汉奸。’他也一向反对把学生编进队伍当兵，又有一句话遍告政要：‘现在还没到送学生上前线的时候。’他这两句名言作用很大，成全了千万矢志向学的下一代，功德无量。”

    弦诵不绝 英才云集

    1937年底，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在长沙临时大学，学生们发生过“是读书还是参军”的争论。最后大家认为：因为抗战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学业不能中断。

    钱穆教授说：“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上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百家争鸣的学风在西南联大盛行。罗庸讲《唐诗》，第二年闻一多也开《唐诗》。闻一多讲《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楚辞》。两人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只有三五个学生来听讲，闻一多也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程毓淮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称号。”

    梅贻琦的名言道出了中华独有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它与《陋室铭》的优秀传统遥相呼应，在这个学术与教育流亡的战争年代里，更显示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妇设计的土坯铁皮屋出现在昆明城西。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新校舍”。从这些铁皮或草顶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初逃出北平，来到昆明，遵照父亲送别时的悲壮叮嘱，“学科学能救中国”，他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地质学家郝诒纯，曾被联大人称为“校花”，人们认为这样的女生应该学外语，她却选择了地质。“我转地学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响。他是袁复礼，第一届跟外国人合作组成西北考察队的队员。”袁复礼深感外国人的考察企图，是为了预备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他用这一段经历教育学生。郝诒纯将终生献给了野外考察。

    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忆：“我们还要跑警报，跑完警报照样上课，照样工作。”“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学，就是为了要打赢日本人。”

    为人师表 声名远播

    西南联大有一个公示栏。师生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张贴，每天都会有校工来收走，由梅贻琦校长次日作出答复。

    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一个男生追求梅贻琦的女儿，想要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请求送花，请梅校长批准。结果梅校长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

    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的条子，日理万机的梅校长并没有回避，照样给了明确的答复，维护了制度的一贯性。联大生活就是如此，浪漫而有一定之规，有趣而不失风范。

    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种了些花。当鲜花终于含苞欲放，却在一个夜间全部失窃了。原来，一伙男生早已经看好了这些鲜花。虽然是靠“贷金”吃饭，一面“跑警报”一面也要谈恋爱。“记得少年春衫薄”，老师也只能摇头一笑了之。

    师长传承了中国古代“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兼容了现代民主的理念。让联大的学生虽然流亡，然而温馨、有幸福感和希望。

    我父亲时常回忆起，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在昆明为市民举办讲演的盛况。潘光旦讲“优生学”，刘文典讲《红楼梦》，闻一多讲《楚辞》，吴晗讲时事，梁思成讲“中国古建筑”。讲到国破家亡，台上痛哭流涕，台下群情激愤。

    西南联大洒下的文化雨露，对于父亲后来坎坷的人生是一份滋养。“他们每天夹着一包书，就用本地的土布包着，走着穿过小城去上课、回家。几位先生的蓝衣衫都破了，打着不同颜色的补丁。有位穿皮夹克的先生，夹克穿得很脏也不洗，说要等打败了日本才洗。还有两位先生，胡子很长了也不刮也不修剪，也说要等胜利了，才剃掉。”

    梅贻琦夫人率领一群教授夫人们推磨做点心，提篮到昆明“冠生园”去卖的故事，成为“抗战一定要胜利”的无声楷模。“为人师表”的学者们在烽火岁月中磨砺和打造了自己，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岸君子。

    （《光明日报》8.21 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