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日记中的名流

    1946年至1947年季羡林刚回国的这两年中，与很多名人有过交往，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对这些人的印象。

    蒋廷黻，“官僚”

    1946年6月10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于是就去见蒋廷黻，我同他虽然不太熟，但也认识。初见面的时候，谈得还畅快，一提到请他帮忙买飞机票，他立刻变了脸，于是就不欢而散，我又认识了官僚的一副面孔。

    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当他担任国民政府官员之后，有不少亲戚来投奔他，希望给安插一个美差，结果都遭到了蒋廷黻的严词拒绝。蒋廷黻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与季羡林有师生之谊。虽然有这层关系，但蒋廷黻也拒绝了季羡林的请求。虽略有不近人情之处，但似乎也看出蒋廷黻的洁身自爱与公正廉洁。

    傅斯年，“半官僚”

    1949年6月25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当时，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季羡林这则日记正体现了傅斯年的派系观念与北大情结。傅斯年聘请教师，是非常看重学校出身的，多数时候，他是非北大出身的学生不要的。

    胡适，“又不认识我了”

    1946年9月23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点到院长家去见汤用彤先生，他领我去校长室去见胡适之先生，等了会，他才去。同他对面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只觉得这声名大得吓人的大人物有点外交气太重。

    当时胡适刚从外国回来，未免还带有些略带寒暄的外交礼节，故季羡林才有此看法吧。

    更让季羡林难受的是，他跟胡适刚见面过不久，胡适又不认识他了。1946年10月9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点到理学院去吃饭，吃完回来，躺下来休息了会，想睡一点，但睡不着。只好起来，三点到松公府孑民先生纪念堂去开教务会议，见了胡适之先生，他又不认识我了。

    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已经让他担任东方语文学系的主任了，却还不认识他，心中未免有意见。

    后来，季羡林写了《浮屠与佛》的论文，此论文主要是针对胡适与陈垣的学术之争的，他利用梵文做了一些学术工作，这让胡适对季羡林印象极为深刻。上世纪50年代，胡适到台湾后，还曾对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虽然季羡林对胡适尊敬有加，但是，到了1948年，当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季羡林却对胡适很有意见。据罗荣渠《北大岁月》中记载,听闻胡适离开的消息，季羡林曾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

    陈寅恪,“佩服”

    1946年7月21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老早就想去看看陈寅恪先生，决意出发，在鼓楼找了辆汽车，到萨家湾下来，雨仍然没停，找到俞大维公馆，进去正有一个女孩子替陈先生念报，坐下谈了许多问题。我今天才知道，无怪人人都佩服陈先生，他却是真博。

    后来，在日记中，季羡林还多次提到他去探望陈寅恪的情形。探望之后，季羡林还系统阅读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称赞说唯有这样的书才配得上出版。季羡林北上北大执教后，清华大学也聘请陈寅恪北上教书，还为陈寅恪配了房子。当时，季羡林还亲自去验看房子，并写信告知陈寅恪相关情形。

    1947年，陈寅恪想要将一批梵文书籍卖给北大图书馆。此事也是由季羡林具体操作的。为了给书估价，季羡林多次去看陈寅恪的藏书，并带着汤用彤去看过陈寅恪的这批藏书。最终，这些书于1947年6月10日议定了价钱。三天后，季羡林亲自将支票送到了陈寅恪府上。

    可以说，通观这一时期的季羡林日记，他最佩服的人就应该是他的恩师陈寅恪了。

    （《新京报》8.8 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