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伯力城审判

    数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于这样一场重要而特别的伯力城战犯审判，鲜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普通民众则更少关注。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的第七十年。在世界范围内有多种多样的活动，纪念这场旷日持久、创巨痛深的人类浩劫。这里我要论及的是一场近乎被国人遗忘、但十分重要的战后国际审判活动——1949年12月25至30日，在前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针对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

    因为哈巴罗夫斯克原属中国领土，在汉语中旧名“伯力城”，故这场审判又名“伯力城审判”。这场审判首次揭示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实施细菌战争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争犯罪的先河。但是，伯力城审判由于长期遭受人为曲解和掩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战结束前后，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亲自批准组织进行细菌战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诉。

    然而，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就此终结。同样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针锋对立，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其远东著名城市伯力城设置特别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万战俘中遴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这场审判，苏联向全世界昭告日军曾在战争期间“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犯罪事实。

    这场由一个国家（苏联）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另外一个国家（日本）的细菌战犯进行审判的国际司法活动，尽管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实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等内容属于严重战争罪行，早被多项国际战争法规和惯例谴责；并且，苏联以一种近乎点名的方式，直斥“某个有力的大国”（即美国）掩盖这些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以致相关罪犯未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交付审判，得到应有惩罚；所以，这场审判一经公开报道，国际反响十分强烈。

    美方在难以否认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只能不断声称这场审判是一场“政治秀”，刻意在媒体上加以歪曲和反宣传。然而，随着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相关档案解密，通过一些记者、学者研究揭发，美国当年攫取日本细菌战实验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借以推进本国细菌战水平，并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事实，早已大白于天下。作为二战后或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的国际审判，正式开启了人类审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义之路，意义非凡。

    （《北京日报》7.27 孙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