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海租界华捕大罢岗

    华籍巡捕处于最底层

    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租界华洋杂居的局面已形成，界内华人人口大量增加，有不少街区居住的都是华人。当时，西捕人员不多，租界警务力量明显不足，决定向社会招聘华人担任巡捕。1865年，首次向社会招聘华捕100人，由殷实富户向工部局作保推荐，经过考核，实际录用华捕34人，包括原有的4名探员。此后几十年，华捕人员成倍增长，其数量远远超过西捕，至1940年达到峰值4543人。然而，华捕薪金却比西捕低得多，1865年为月薪10元，1916年月薪12元，为西捕最低薪金的七分之一。

    相对于西捕，华捕没有身份上的优越感，处于巡捕队伍的最底层，被西人称为“苦力阶级”，早期主要是在西捕的严格监督下，从事具体警务活动，如：管理人力车、手推车事务。

    罢岗风潮

    1940年的上海，已成为“孤岛”，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每石大米的价格在三年中，从10.70元上涨到89元，巡捕房当局不仅不增加华捕工资，反而减少米贴。原本收入就很低的华捕，连日常起码的生活水平也难以维持，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新闸捕房华捕刘震东，在地下党员张玉清、刘友谅和进步报刊的影响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40年11月下旬一天，他针对华捕所处的困境，倡议向当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如果不答应要求，就罢岗，得到一批华捕的支持。接着，他又到静安寺、戈登路、普陀路、成都路等捕房的集体宿舍进行联络和活动，发动那里的华捕也起来罢岗。

    华捕罢岗以后，繁华的南京路立即陷入混乱状态，汽车的喇叭声、刹车声，以及人力车夫的喊叫声，一片喧哗。店铺恐怕发生事故，纷纷闭门停业；永安、先施等四大公司也拉上铁门。全市最繁华的“日升楼”五岔路口（现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因过往车辆和行人无人指挥而乱成一团。英商电车公司为了使电车能够通行，只好派几名外籍售票员代替巡捕指挥交通。万国商团也出动外籍人员维持秩序。西捕头则乘摩托车上街巡逻。这种混乱情景，为租界有史以来所罕见。

    罢岗起初是群众自发斗争。他们不知如何谈判，也提不出具体交涉条件。这种群龙无首的局面，使捕房当局颇费脑筋，只得请“海上闻人”市商会会长虞洽卿以工部局华董身份出面调停。他在11月30日上午11时赶到老闸捕房，劝说华捕先复岗，然后请每个捕房推出代表两名，于12月2日与捕房当局谈判。

    党组织因势利导

    罢岗事件发生以后，中共巡捕特别支部布置各支部了解情况，掌握事态的发展，研究对策。12月上旬，华捕代表同虞洽卿先后进行两次谈判。虞基本接受了代表所提要求，并达成协议。关于增加工资待遇问题，虽然基本薪水仍是21元，但生活津贴增加了150%；单身华捕每月最低收入由原来63.5元增至130元。

    这次罢岗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斗争成果，为以后警察系统党的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新民晚报》7.5 黄臻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