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78周年有感

    中国人敬重英雄，恐怕以抗日为最。张自忠死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认为他“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堪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

    这并不是什么溢美之词，而是当时中国民众之心声。因为那时的中国民众有一个基本共识：敬重英雄就是敬重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敬重这个民族不可凌辱的自尊！

    作为一个中国人，过去与现在都应该遵从忠、孝与仁爱。忠，自不必说。在卢沟桥事变中哪一位铁血官兵不是忠之义士、义之猛士。但他们恰恰是把孝顺父母作为自己忠勇无畏的源泉。激战前，佟麟阁父亲病重，他挥泪写信给夫人曰：“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赵登禹临终时，对卫兵说：“军人战死沙场原为本分，没什么可悲伤的。北平城还有我的老母，你去对老人说，儿子为国牺牲，也算对得起祖宗。”

    然而，人们是否想过，能对祖国如此忠勇对爹娘如此尽孝的将军，必有一颗大仁大爱之心。在北京市档案馆里保存着一封赵将军亲笔书写的信笺。信竟然是写给动物园（解放前称“万牲园”）管理人员的。信中说：“敝师驻防塞北……偶在该山得获火狐狸两只。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兹特派副官携往送上……师长赵登禹拜启。”看到这里，凡有体感的人恐怕只能是感慨无言了。

    在金钱钞票可以成为一个横跨所有领域的主题甚至可以主导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时候，卢沟桥用它如歌如泣的历史告诉人们：一个伟大民族的品格绝不能靠金币的堆砌，一种刚毅有为的民族性格必须经过牺牲与奋斗的淬火。

    （《中国青年报》 7.6 秦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