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的发财梦

    怀着发财梦的人们在上海的广东路上讨论股市行情，交换小道消息。经年累月，一小簇演变成一条街，一条街又恢复到一小簇……街上的人数随着大盘的起落而变，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它视为股市的“晴雨表”。

    这是一条距离上海“外滩牛”仅1.4公里的马路。那座长5米、重6.8吨的雕塑，与华尔街铜牛享有共同的设计者，寓意是“只要铜牛在，股市就能永保牛市”。

    当牛市真的来临时，整条街洋溢着一种节日般的喜庆氛围，人们背着手、仰着脸，略带得意地跟旁人讲述自己刚刚赚了多少钱。然而，一到熊市，失落的情绪开始在街上蔓延，零星出现在街上的人们个个垂头丧气。

    这条路叫广东路，有人叫它“马路股市沙龙”，有人叫它“街头股吧”，它的诞生甚至比上海证券交易所还要早一些。

    上世纪90年代，位于广东路729号的万国黄浦营业部开始了早期的股票交易。门前排队的人们形成了马路股市沙龙最早的雏形。

    这条街就是一个江湖

    一个寻常的周末，人流在“街头股吧”逐渐聚集。这里通常以一个人为中心，扩散出十几人到几十人的小圈子。

    每个圈子的中心都有个奋力的“演讲者”。他们大多操着地道的上海话，也有人说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声音洪亮，面色红润，脑门上冒着细密的汗珠，是“演讲者”们此时的共同特征。

    大老李在25年前就是最出名的“演讲者”之一。他曾站在高处，拿着喇叭，告诉大家买哪只股票好。25年后的一个周六下午，当他再次来到广东路的时候，还是被人认了出来。

    大老李走过他们身旁，却发现这些“吹牛皮”的人周围聚了许多人，虽不及当初围在自己身旁的人数，但也足够令他吃惊。

    只要花10元钱就能从那些人手上换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未来一周“必会涨”的股票。还有人卖炒股机，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起起伏伏的柱形图，更为上面贴着的宣传语着迷：一分钟看懂，一分钟学会，当场试一试，富翁到手中。

    60多岁的李玲珍相信这套所谓的巴菲特分析系统。因为前一天没带U盘，她第二天特意抱着电脑前来求教。她打算让别人帮忙在电脑上装一个，再在U盘上拷一个。

    这是李玲珍第一次来广东路。她以前住在上海周边，后来帮着在上海工作的女儿看孩子，等到外孙终于上学前班，李玲珍有时间炒股了。

    “我要发奋学习！一定把亏的钱赚回来！”李玲珍忽然挥舞着手臂，宣誓般大声说。她说自己以前不懂股市，投资30万元的一只股票，涨到180万元，没跑，最后又跌到20万元。

    “现在知道了，没有技术是不行的。”她用了5年时间，看完七八本专业书，在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学习体会。她每个月花200元参加股友会，上了大半年才发现那些人是“瞎胡闹”。这几年，她从来不看电视剧，连广场舞都不跳了，有时凌晨两点钟有了灵感，会马上爬起来在纸上写下心得、总结战术。

    人们关注大老李的一举一动

    谢荣兴是万国黄浦营业部的第一任经理，见证了这把“火”是如何在广东路上“烧”起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闸门刚刚打开，市场异常火爆，万人争相入市。广东路上排队的人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才能拿上一张委托单。投资本是智力活儿，但在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也是一场体力的比拼。

    谢荣兴记得，在万国增发申华股票（老八股之一）的预约单时，发放处人山人海，公安出动。当天上海是阴雨天气，特别寒冷，晚上8点多钟，铁栅栏大门一打开，潮水般的人群冲向发号处。穿着制服维持秩序的人也只能双手抓住铁栅栏，大呼：“不要拥挤，不要拥挤，要出人命啦！”

    这样火爆的场面在最初的广东路上几乎天天上演，排队疯抢的人甚至被那栋古老的洋建筑粗糙的墙面磨破了衣服。

    这些排队的人们在抢完委托单之后，仍然不肯离去。“人们来广东路好像上班一样，到时间就来。”老股民钱竹林回忆起25年前的光景，感叹着那条路散发的吸引人的魔力。收盘之后，他们在原地开始聊天、分享信息。

    那时的资讯并不发达，而信息对在股市中的决策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路充当了信息的集散地。谢荣兴脑筋一转，出了份《股市大哥大》，每天闭市后总结当天的股市行情，一度成为广东路最火的资料。当时还需要手写，营业部里字写得最好的人完成后，胶印机开始复印，工作人员私底下叫它印钞机。这份资料卖8角，在黑市里被哄抬到1.2元。

    大老李就是那个时候出名的。他早期是上海染化七厂的锅炉工，怀揣4000元进入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赚了一点就套住，一直放着。后来涨得不得了。”这只股票由750元跌到480元，最后又涨到2000元。此后，倒卖认购券又给他送来了“超额大红包”。大老李一战成名，赚得第一桶金。

    大老李当时是信息“集大成者”。他每天在广东路上“讲股票、讲信息、讲基本面”。谢荣兴说他是这条路上出过的最有名的人之一，“嗓子讲哑掉了还要讲”。人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听说大老李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当时的人们听到大老李讲公司的基本面，都佩服得不得了。“公司在哪条路、办公室电话多少、账户上有多少钱，样样都如数家珍。”老股民回忆。

    钱竹林是早期的倾听者之一，但他很快就变成了“演讲者”。“当时股民都看不到书，我托朋友从台湾带回来炒股的书。”他迅速成为广东路上一个辐射的热点，追随他的粉丝很忠实，“脚踩一踩就跟你”，钱竹林说，当时的散户们单纯、简单，非常容易相信演讲者的话。那时的股民就像现在痴迷于游戏的年轻人，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们累吗？不累啊！”钱竹林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牙齿也不再整齐，但一提起股市，脸上马上爬满兴奋的表情。

    广东路的兴盛之景很快就惊动了决策者。199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轿车停在了广东路729号门口。据谢荣兴回忆，接待朱镕基的地方是黄浦营业部办公室阁楼下只有15平方米的接待室，随朱镕基考察的并无一名记者。时任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汇报完后，谢荣兴只听到朱镕基既严肃又认真地讲：“这是有风险的事(指股票买卖)，要跟老百姓讲清楚风险。”

    人流汇集，离散；再汇集，再离散

    广东路的人数随着大盘指数起起伏伏。一批老的倒下了，又有一批新的进来，也有人再也不会出现。有人回忆，广东路上最落寞时只剩两个人。遇到大跌，情绪激动的股民甚至在营业部门前闹事，“掀翻汽车的事也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竝红接替谢荣兴担任黄浦营业部的经理，她刚到万国时，正好赶上上海股市的第一个大熊市，5个月的时间里，指数从1429点下跌到386点，跌幅高达73%。

    这时，广东路的光景也变得暗淡。有一天，上证指数下午开盘后突然跳水，造成市场恐慌，交易量急剧放大，电脑堵单，造成无法撤单，王竝红找场内黄马夹也无济于事。营业部里那些已经报单买入股票的客户，眼看挂进的单子要成交了，大叫着要撤单，却还是无可避免地成交了，而要卖出的单子，却由于价格的急速下跌而抛不掉。那天，到下午收盘时一查，王竝红吓了一跳，透支的客户占大户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样的“惨重损失”在大老李的人生中曾有三次。第一次几百万元输得只剩几十万元；第二次1000万元输到二十几万元；第三次，融资的3亿多元全部输掉了。

    这位刚过70岁的老人如今多数时间是闷闷的，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说到这里，他却突然拍拍胸、跺了跺脚：“只剩四个字——捶胸顿足。”

    当大老李再回到广东路上的时候，广东路729号的老建筑仍在，只是门前多了道栏杆，曾经蜂拥到马路上的人们退居到一角，老股民们继续谈论着他们谈论了25年的股市。

    6月29日，股市上演高台跳水，一度击穿4000点，沪深两市总共1500股跌停。“外滩牛”的牛尾依然卷曲上扬，呈螺旋状指向天空。上海飘起了小雨，广东路上车来车往，只是少了许多人。

    (《中国青年报》7.1 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