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城记

    我演讲的主题是想把北京作为一个参照来看上海。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它通常都有两个中心，中国则是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互为他者。

    政治中心与社会中心

    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或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并没有像近代上海那样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

    上海就不一样，从晚清开始，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其政治权力一直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无论英美、法国、日本，还是清廷、北洋，都不能独家控制这个东方第一大都会。在中国凡是有权力处于多元、权力的竞争空隙之中，反而会给地方社会一种崛起的空间。上海的地方自治一开始就是在这种夹缝当中生长起来的。

    这两个城市，北京发达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公共领域，上海是市民社会的大本营，以资产阶级为核心。所以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中，几次大的运动都是北京先发动，然后在上海燎原，最后获胜。近代的上海，作为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借助地方的市民社会和城市空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当中，扮演了第二政治中心的角色。

    帝都与魔都

    在近代中国，中国最好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北京。北京是中国无可挑战的学术中心，到今天还是这样。作为学术中心，北京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在大学。这些学者专家都是一些国家精英，他们继承了帝国士大夫的传统，他们的关怀除了专业兴趣以外，主要是国家与天下大事，而与地方事务没有什么关系。

    民国时期的北京知识分子，通常是和京城的地方社会绝缘的，这些北京的文化人，对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故乡般的柔情。京派的知识分子曾经也一度生活在上海。20年代末，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都在上海生活过，但他们不喜欢上海，觉得上海商业气太重，始终有疏离感，30年代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北京。这些南方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说北京话，但在北京仍然感觉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反而把真正的北京人——那些老北京——视为他者。

    对上海的文化精英来说就不一样了。上海是什么？上海既不是家也不是国，上海就是一座城，一座有自身机理、血脉和灵魂的城市。

    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精英与京城不太一样，主要不是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而是由两拨人组成，一拨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者，另外一拨人是自由撰稿人为主体的流浪文人。他们虽然气质上不一样，一个是布尔乔亚，一个是波希米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彼此是流动的，而且共享了同一个城市的文化。

    比如申报老板史量才，他既是银行家又是报业大王。另外一拨波希米亚式的流浪文人，来自全国各地，就像许鞍华导演的《黄金年代》中的萧红、萧军一样。在上海以自由写作卖稿为生。这些人看起来对资本主义充满仇恨和批判，但他们的生存处境又离不开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文化市场，因此这两部分上海文化人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外号，叫做魔都。魔都的魔力在哪里？你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也可以说它代表近代文明。不管怎么说，魔都上海在文化上像一个大熔炉，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新移民统统熔化其间，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包括反抗者——都对自己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感，产生一种城市认同。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最后他们的生存方式都无法游离资本主义化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北京是帝都，上海是魔都，中国的双城记，就是如此精彩。

    二元社会与一元社会

    我多年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观察，发现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而上海是个一元社会。

    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大院文化与胡同文化之分。大院文化里面居住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单位人，他们在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属于京城的上位阶层，但大都不是北京人，确切地说，这是一批首都人，而不能算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住在胡同里，大多数处于北京城的底层，是蓝领阶层。

    这两个阶层，一个是首都人，一个是北京人，无论文化、语言，还是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都泾渭分明，有某种无法跨越的鸿沟。到北京人的家里去，进了门，不用问主人的情况，看他家里的布置、环境氛围，大致可以判断主人属于什么阶层，是北京人还是首都人。

    但这种判断方法运用到上海来，就不灵了。上海社会各阶层虽然在收入、身份上差距很大，但基本共享同一个文化，那就是市民阶层的文化。过去的上海有工人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但你进入一个家庭，有时候很难判断主人究竟属于哪个阶层。上海的文化人家庭，也是井井有条，带有一种浓郁的市井气。跑到工人家庭里看，客厅里竟然也放着一整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上海在文化上是个一元的社会，精英阶层和市民阶层在身份上是流动的，但是在文化上是整个的，属于都市的有文化追求的市民阶层。文化人有市民气，市民阶层有小资气。

    上海不欢迎草根吗

    民国时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过来。昨天我去北京东城区的南锣鼓巷，看了以后很有感慨。它有点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觉很不一样。从上海人的眼光来看，南锣鼓巷很乱，甚至有点脏，但文化上缤纷多彩。

    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请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到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有同学问他，您对北京印象如何？李欧梵脱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个有文化的大村庄。”如果村庄不带贬义的话，北京的确更像村庄，而且还是带复数的无数个村庄。大量的北漂族怀着梦想涌进北京，北京愿意容纳他们，无论是海归、土豪，还是草根、流浪艺术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满竞争和活力，一个个山头、一个个村庄到处林立，风格多元，竞相斗艳。从上海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似乎都有点“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创造力要比上海强多了。

    民国时候的上海，也是一个吸纳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会，造就了海上旧梦的辉煌。但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人才流动处于半封闭状态，上海变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来越一元化。虽然这二十年又重新开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

    有一个形容上海的词叫海纳百川，一般人理解的都是这个词的表层，以为上海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为大，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释，海纳百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种极强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江、什么样的河，一来到上海，统统被上海同化，形成单一的海派文化。过去美国也自称是大熔炉，同化一切外来文化，后来受到了批评，所以今天的美国不能再自称大熔炉，那是政治不正确，美国文化变成文化多元主义，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点像美国，很包容，很多元。

    到了21世纪，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但上海的创新能力，不要说与北京有距离，甚至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创新中心，但是，上海搞创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于政策，而是文化。因为海派文化只欣赏高大上，而鄙视草根。但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草根阶层，十个野心勃勃的草根，九个失败了，一个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创新。上海自以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个城市非常规范、整齐划一，反而缺乏一种真正的创新能力。北京看起来有点乱，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适度的混乱才有创新，过度的规范只能守成。我发现，无论是高大上的海归，还是国内的草根，凡是想过太平日子的规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欢折腾的不安分人都想来北京，于是上海变得越来越规矩，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来越单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创力。

    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没有特点成为了海派文化的特点。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却又似曾相识。前不久引起舆论很大轰动的复旦110周年校庆宣传片涉嫌抄袭案，其实背后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机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很强，而且模仿的都是国外最高大上的。什么时尚的元素都具备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现方式，再加上中国的素材，唯独缺乏的，是自己的独家创意。

    中国文化之所以强大，乃是其内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东西文化的差异，也有南北文化的不同。内在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既冲突，又互补。中国有此“双城”，何其幸运。

    （本文为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6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双城记：比较视野中的北京上海城市史学术研讨会”中的主题演讲。） 

    （《北京青年报》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