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独树一帜

    1914年9月，新婚不久的陶行知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市政。陶行知认为，学习市政将来只能做官，不能救国，而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事业，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于是，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专业博士，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坚定了投身教育的决心。1917年，受哥伦比亚大学师兄郭秉文之邀，陶行知回国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陶行知的知识、才能在倡导“新教育”背景下的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在校内，陶行知成为郭秉文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大刀阔斧地主张并实际执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如选科制、男女同校、暑假学校等。他上任之初采用统计学方法重新设计学校课程表，保证了教学秩序合理有序，仅此一举，就赢得全校师生刮目相看和敬畏，被称为“老虎教务长”。陶行知身体力行，自己创办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葩”学校——晓庄师范。

    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在南京郊外一块名为“小庄”的郊野荒地，举办开学典礼。陶行知希望，通过师生劳动来“培养乡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使导师们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以此来改变贫穷落后的乡村。

    晓庄师范之所以是个“奇葩”学校，是因为它如著名教育史专家章开沅教授所总结的有四个“奇异”：“校舍奇异，开办之初没有校舍，所有的宿舍、厨房、厕所均由学生自己建设；教员奇异，晓庄没有老师之称，只有指导员之称，陶行知称‘农夫、村妇、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导员’；学生奇异，晓庄的学生数量不多，却质量奇高；经费奇异，几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筹集。”陶行知为了提高学生生活条件，甚至连母亲大寿时收的贺礼都拿去典当了。

    在教育理念上，晓庄师范也独树一帜，陶行知开始践行他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为了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最终改造中国教育及社会。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投身于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洪流。“一二·九”运动后，他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

    抗日战争结束后，陶行知更是走上了呼吁民主的最前沿。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陶行知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陶行知一面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最后，陶行知没有等到“第三枪”，却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时年55岁。

    “民主之魂，教育之光”，这是陶行知去世后，上海各界对他的评价，也是对他一生最精当的概括。

    （《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那些人和事儿》张守涛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