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文学与史学有着严格的区分,文学是利用语言文字进行艺术创作,比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而史学则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素材进行筛选和编撰。这两门学科一个着重于创造,一个侧重于编写;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但是在某些方面,二者又有着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重合。文学史就是文学和历史最紧密的结合,既属文学范畴,又属史学范畴。但我想说的是:抛开文学史不谈,即便是最纯粹的文学作品,其实也可以当作历史资料来研究的——换句话说“文学即史学”。比如,《荷马史诗》应该算是文学作品吧?但是它再现了古代希腊时期的社会状况,是研究古希腊社会的唯一史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被称作“荷马时代”。
如果说《荷马史诗》距离中国读者比较遥远,我们就举身边的例子:我年少时最爱读的是杨朔的散文,他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韵味,无论是《蓬莱仙境》《海市》还是《荔枝蜜》,都能令人产生无限遐想,仿佛飘飘然被作者引进仙境……如果仅仅读到这里,那么他的散文就只是文学作品;若是结合他写这些散文的时代背景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忍饥挨饿,回过头来再读这些甜得发腻的文学作品——你就不得不把它们当作史学去研究了。
说完了“文学即史学”,可不可以再倒过来推:史学即文学?窃以为也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司马迁的《史记》在文学史上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编织谎言制造种种假象,应是小说家的拿手好戏;去伪存真无限接近真相,应是史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至于如何分辨春秋笔法和秉笔直书,则需要我们把文学和史学合在一起读。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与史学,实在是难以画出清晰界线的。
(《今晚报》6.22 周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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