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对待疾疫

    最近，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令人谈之色变。面对疫情，可以从古人身上借鉴些什么？

    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大多数古人很难从科学的角度对流行病作出判断。他们往往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的天对人的惩罚。

    先秦时期，传说帝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鬼，其中一个居江水是为瘟鬼。为此，人们每于疾疫发生时，作法以驱除疫鬼。历代流行的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采取什么手段呢？许多典籍表明，是隔离。这种方法自古有之，此外再无更好的方法。

    南北朝时期，隔离之法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晋时就有记载说如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但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乃至疫情出现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措施。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以防止疾疫传染。

    至于治疗疾疫的药物，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尚有不少偏方值得后人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说，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古代政府对于灾变的防治颇让人欣慰。但许多“会办事”的大员往往对防疫体系的建设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1896年5月，李鸿章到俄国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由于来人过多，发生严重拥挤，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史称“霍登惨案”。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问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详情已经呈报皇上。哪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说：“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何必使皇帝苦恼呢？”

    对此，维特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解放日报》6.20 李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