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78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的上大学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足岁，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就不能报考大学。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文革”期间，毛主席特别指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遭遇相当平静。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

    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

    考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我在古田中学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开始是管“差生”，后来又当了“红卫兵团”辅导员，团组织恢复后改为团委书记。从学校的领导、师生，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属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单位，几乎都知道我，只要找到我，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文革”期间秩序再乱，只要我在场，学生就不敢闹事。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考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

    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留难。但还是有不少考生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或“鉴定”的影响，或者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

    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

    （《我们应有的反思》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