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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的新作《坐天下》，择取中国历史上9位帝王——嘉庆、光绪、洪秀全、朱元璋、正德、崇祯后人、永历、杨广、王莽，通过心理分析式的写作手法，透析他们在皇权压力之下所呈现出的不同人性侧面。
记者：书中第一章写嘉庆时，为什么用了“滑落曲线”这个描述？
张宏杰：康乾盛世后，人口从1亿多增长到3亿多，物价也增长了3倍。清代随着海外贸易增多，美洲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前后100多年，推动了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官员的生活支出、衙门的经费支出也需要同步增长3倍才行。但清代康熙皇帝制定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清代认为明朝灭亡原因，就是因为对百姓剥削过重。所以康熙一刀切，把后世子孙限制死了。
这就导致清代财政制度的僵化。国家财政支出只能满足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得官员自己找辙。怎么找呢？还是向老百姓摊派。国家正税不允许增加，各地官员便想各种办法来收费，后来这方面的收入远超国家正税，而在表面上，这是国家所不允许的，官员们只好偷偷摸摸地搞。
嘉庆也想从根上治理这种腐败，可他突破不了康熙的永不加赋的原则。嘉庆写了好多文章教育官员不要贪腐，也杀了一些贪官，树立了清官的典型，这些方法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在嘉庆时代已起不到什么用了。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基本上都是制度性的腐败，反腐要取得治本的成功，还是要从制度建设方面去努力。
记者：起不到作用的原因是否要追溯到乾隆时期？
张宏杰：约在乾隆四十年时，朝鲜使臣有一个记载，说当时大清王朝已经是无官不贪了，每件事都明码标价，而此前官场非常的清明，从清明转向严重腐败，也就10年时间。
为什么如此短暂的时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王朝的面貌与皇帝个人精神面貌之间有直接联系。在乾隆四十年后，乾隆已年过古稀，精力不济，从早期的勤政转为晚年的懈怠。
此外，乾隆本人带头腐败。皇权专制就是把天下的好处都归于皇帝一人，是黄宗羲的观点。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认为，专制制度为什么不能避免腐化？因为制度本身就是腐化的、不合理的。
记者：乾隆皇帝留下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张宏杰：乾隆晚年并不是没有人向他指出问题，比如有个叫尹壮图的内阁学士，曾上奏折，认为各地财政已濒临崩溃，到处都是亏空。乾隆看到奏折之后非常生气，因为尹壮图说，天底下的粮仓都是空的，只是在上面架了木板，铺了一点粮食，下面根本没有存粮。
乾隆皇帝跟他说：我派你去检查全国各省的仓库，我跟你打个赌，如果调查结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向你赔礼道歉，我承认我这50多年的统治彻底失败了；如果天底下仓库都是满的，你也要杀头谢罪。尹壮图说：那行，您派我到各地暗访，很快就能把真相查出来。但乾隆说要明访，暗访表明你对人家不信任。你要检查哪个省，提前15天通知。结果尹壮图第一站到山西大同，仓库里粮食满得冒了尖。他明白了，忙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我承认您的统治是正确的，我向您认输。
就这样，乾隆在晚年错过了一次能让自己清醒面对现实的机会。这说明，人治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是乾隆皇帝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光明日报》 6.16 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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