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艺术人生智慧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之“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苏轼思想比较复杂，主儒术而不迂腐，参佛老而不沉溺。性格坦率真诚，随缘自适。博擅众艺，著述繁富，他的诗、文、词都代表宋代文学的最高水平。他的书法也很好，后人对宋代书法“苏黄米蔡”之称，苏轼居首。他是北宋文人画（水墨写意画）的代表画家。

    他还是一位儒、道、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思想家，一位通达古今的学者，一位兼通药理、美食等多种生活经验的全才，林语堂《苏东坡传·序》云：“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会心地一笑”。

    思想的包容

    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这说明文化的意义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别的，他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被后人所认可，所以在流传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

    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曾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是苏轼为僧人龙井辩才做的一篇祭文。辩才大师属佛教天台宗，苏轼既喜欢天台宗又喜欢禅宗，当时两宗之间互相有矛盾，所以苏轼在写这篇祭文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苏轼认为中华文化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两位文豪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苏轼还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

    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而愤怒，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后来王安石政治上的失败，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听不进批评意见。他的新法成了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人性的尊严

    苏轼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苏轼在几篇文章中都流露过这样的思想。比如《张文定公墓志铭》里的最后一段写道：“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就是说，一个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一定是为人民之道。一个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哪个君王有道我们就为哪个君王服务。而秦汉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从焚书坑儒开始，很多文学家成为了帝王豢养的人。所以苏轼认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君王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区区仆臣，以得为喜”，皇帝赏赐一个官职就感到非常高兴，人格萎缩、失去底线，就会变成“功利之趋，谤毁是逃”。苏轼认为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哪怕是“谤毁”也要勇于承担。

    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他在《思堂记》里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语言发自于我的内心，如果吐出来就得罪人，但吞进去就得罪了自己。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他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至哉？”作为一个君子，本能的反应就是对善事就喜欢，对恶事就厌恶，这还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会想到怎样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复的思考犹豫，私心杂念就会萌生。所以苏轼就说“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福祸，则吾有命矣”，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

    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就是怎样变得油滑世故，怎样见人说三分话，或者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而苏轼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觉的厌恶和喜好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潇洒，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的兴趣，而追求内心人格的升华。

    下面的这两句诗虽然是写给年轻朋友的，但也是苏轼的自画像，叫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的诗书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文化品位越高，气质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妆、修饰而得来。我们评价一个人，可以说漂亮，但也会说很有气质，漂亮是外在的，气质则是内在的。所以中国要建成一个文化大国，就要在内在气质方面有所开拓。例如国人出境旅游，衣着光鲜阔气，但做出的许多不雅行为却暴露出素质问题。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弃了内在的升华。这种内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严，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

    超然的审美

    苏轼在《宝绘堂记》里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作为一个君子，我们可以把精神寄托在某件东西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于地留意这件东西。这个“物”是对我们人生有好处的“物”。他说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

    苏轼说：“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圣人也喜欢五色、五音和五味以及驰骋田猎，这四者没有问题，主要是看对待它们的人是什么态度。苏轼又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他说书画就是最好的艺术，书画使人感到愉悦，但书画仍可以使人产生病，为什么呢？我们说对于书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欣赏者的态度，书画可以使我们感到很多审美的愉悦，但另外一种是收藏家的态度，收藏家拍卖坊的态度，平时都把书画卷起来藏起来，就是作为一种财富，这样书画就成了人的负担，而且不光有负担，还可能造成灾祸。“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这就是留意于物的后果。近年我国反腐取得很大成就，查处的很多贪官就是如此，很多东西并未欣赏，只是埋藏起来或者收藏在家，结果呢？自己“害其国”，也“凶其身”，锒铛入狱。有时候如果过分留意于物，殊不知人生短暂，那些东西实际上对人生是没有价值的。

    潇洒的人生

    下面讲苏轼潇洒的人生。即他超然的审美态度，是如何使他的人生过得非常潇洒的。

    苏轼著名的《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苏轼写《赤壁赋》的时候是以一个带罪之身写的，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我们审美的对象，而不是欲望所要占有的对象。

    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给人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比如《定风波》这首词，写自然天气变化，同时又暗示人生遭遇。人一生有很多风雨，但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外在的风雨都不足为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乐观地坚守道义和人生的立场。

    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这与唐代被贬的韩愈柳宗元相比，人格境界就高出许多。苏轼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苏轼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

    （《光明日报》6.11）

    名人点评

    王国维：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林语堂：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

    钱钟书：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

    陈毅：吾读长短句，最爱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

    余秋雨：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于丹：苏轼的一生是洒脱豪放的，苏东坡很会过日子，好日子有好日子的过法，苦日子也有苦日子的乐处。他在四川做了东坡肘子。在杭州当官就游西湖，修苏堤。后来被贬岭南又对荔枝情有独钟，生活过得很滋润，诗里看到的是乐观。所以，我们的生命中少一些沉思，多一些率直，就能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和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