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观众这门产业

    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过5000名职业观众坐在二三十个录影棚里，鼓掌、欢呼、大笑、流泪，然后在电视节目录制结束后拿钱走人。节目组每请一位观众平均花费100元左右，据此计算，2014年北京的职业观众市场规模约1.8亿元。上海的情况与此类似。

    “群头”负责组织

    “啊，难道还有钱拿？”4月27日，一家电视台综艺节目录制现场，坐在记者左边的一位大妈感到很惊讶。这位大妈来自北京大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

    节目正式开录后不久，大妈歪在柔软的椅背上睡着了。直到一位年轻的四川姑娘跳起热舞，大妈睁开眼，按亮了表决器。大爷大妈被安排在观众席后排不显眼的位置，没有报酬。

    坐在观众席前排的是年轻观众，每人可以拿到50元，但规矩很严格：不能早退、打瞌睡或者玩手机，需要在每个选手表演时鼓掌，并在主持人访谈选手时认真听故事，作出反应。

    这些领钱的观众被称为职业观众，组织他们来录制节目的人叫做“群头”。层级制是群头社会最常见的形态。直接与大爷大妈和年轻观众打交道的群头，处于最底层。

    上海的小宋就是初级群头，被戏称为“人贩子”。他为很多节目服务：《妈妈咪呀》《金星脱口秀》《出彩中国人》《星厨驾到》……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微信里发布各种电视节目录制信息，召集到观众后登记姓名、电话，然后守着自己的十几个观众，在摄影棚外等一整天。

    在小宋看来，这行就是一锤子买卖，赚点辛苦钱。每招到一个年轻观众，上线会给小宋45元：40元给观众，小宋自己赚5元。事实上，节目组通常为每个观众至少会支付80元，剩下的钱被小宋的上线们——另外四层群头抽走了。

    观众可以“批发”

    北京和上海的职业观众并不都是散户，高校、企业工会和旅行社也在向节目组打包输送观众。河南人崔洪飞2003年来北京上大学，读行政管理专业。大一他就做起了“批发观众”的生意。最初，他是给同学帮忙——同学在电视台实习，节目组需要找观众。热心的小崔往学生宿舍挨个打电话问，凑了十几个人。那是一个健康讲座节目，节目结束时，同学居然塞给小崔100元钱——当时够他一个星期饭钱。

    有一次，碰上陈奕迅来做节目，要100个观众，小崔想起在学生会做活动时认识的校领导，“校领导给学生会打了一个电话，很快就找来50个学生。”从此小崔豁然开朗。他通过北京各高校的同学关系，如法炮制，建立了稳定的“货源”。

    这是个双赢的买卖——在网上招来的“零售”观众，每个要付40至50元，如果去学校“批发”，每个学生只付30元即可。

    民企和国企是小崔的另一个观众来源。富士康在北京朝阳区的公司就有3万多员工，他们工会每周都要组织1000人搞活动。“工会搞活动本来就有公司经费”，小崔告诉记者，他只需要给工会组织者一些“辛苦费”。

    有的外省企业甚至把录节目作为北京旅游项目。小崔曾接手过一个经济类访谈节目，要50个“金融白领形象”的观众。当时一个江苏来的旅行社找到小崔，想录这个节目。旅游团来自江苏某金融企业。“他们本身就是学金融的。”那期节目小崔没付旅行社一分钱，在节目组面前还特别长脸。

    鼓掌容易流泪难

    过去，进电视台录节目曾是一件稀罕事。为了成为央视综艺节目和春晚的观众，有的人甚至不惜为此花钱、托关系。在这些晚会式综艺节目里，观众只能做背景。

    观众的地位在1997年发生改变。在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里，观众被邀请上台和明星一起做游戏。2000年前后的《幸运52》《开心辞典》，台上台下玩游戏的都变成了普通人。此时，各类综艺节目蓬勃发展，对观众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电视节目组开始花钱请观众。历史更加久远的群众演员充当了第一批职业观众，他们在观众席填坑，并按节目组的要求鼓掌、欢呼。而群众演员的中介，也就是“群头”，摇身一变，做起了职业观众的倒卖生意。

    此后，歌舞类综艺节目中涌现出表情更加细腻的演技观众，行内叫“特邀观众”。在大学里担任礼仪队队长的祝雨晨做过特邀观众，除了168厘米的身高和靓丽的外形，祝雨晨还需要为节目提供“动作表情更加到位”的镜头。

    节目开始前，导演会事先跟她说戏，列出嘉宾说到哪些内容时，需要她在台下配合；另外一些不是很精彩的地方，她可以即兴发挥。除了表情陶醉、带头鼓掌，祝雨晨还喜欢举起手机做拍照状，“表现出对节目的喜爱”。特邀观众每场的报酬在300元到800元不等，其中哭是比较值钱的技能。普通观众很难收放自如。“在热场的时候你刚笑完，然后惊讶，惊讶完又让你哭，怎么可能呢？”

    2013年，制播分离节目出现井喷，各大省级卫视纷纷找到北京、上海的节目制作公司，与他们合作录节目。在北京和上海录制的电视节目增长，进一步带动了职业观众市场。

    （《南方周末》6.4  刘悠翔 席郁兰 陆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