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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5年06月09日 星期二

    田家英与毛岸英鲜为人知的友情

    《 文摘报 》( 2015年06月09日   08 版)
    田家英
    毛岸英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8岁。我的母亲董边晚年追忆我父亲田家英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在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的近五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母亲的回忆

        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走到一起。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她说:

        1948年底,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

        可巧,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

        数天后,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妇委在东柏坡。家英出差回来,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我,他身边跟着个高个子的青年。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青年给我深深鞠了一躬,并大声说:“师娘好!”我为人腼腆,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家英忙解释: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跟我学文化,故称你为“师娘”。我这才注意到,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高高的个子,脸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

        后来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他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引者注)。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

        田家英是怎么成为毛岸英老师的

        我父亲田家英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给毛岸英当上老师的?据曾彦修(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讲:

        1946年初,毛岸英回国了,安排在中宣部做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和我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毛泽东曾听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驻足窗外,因而对田有印象。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和毛泽东没有相熟的关系。

        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做了多年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但了解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梳理并撰写成书。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传统文化功底好,十九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善于表达,且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是负责任的选择。

        一封书信记载了田家英对毛岸英的影响

        1995年,史敬棠从“文革”被查封退回的书籍中,偶然发现夹在里面的毛岸英1948年给他的信。那年,因随康生到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毛岸英、于光远、吴剑迅、史敬棠四人在张家集小组,半年同吃同住,关系亲密。信是土改复查结束大家分手后写来的。信不长,但读来却令人回味。

        敬棠同志: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即曾彦修——引者注)同志的信,颇有所感。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即康生——引者注)处转你一信,不知收到了没有?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今愿收回百分之八十。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出发点改变了。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做衷诚之语,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即中宣部——引者注),与曾彦修、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改过,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更不求什么“奇迹”。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我的知识少得可怜!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波别”,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因为即在“跛鳖千里”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座右铭的古话中,也潜伏了害我至深的毒素。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记得你曾对我说,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赤诚、纯洁、热忱等,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不热忱待人的人,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句话。

        不是说客气话,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比如对工作忠实,采取老实态度,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坐在田家英屋里写信,已经够随便了,再加上这样松的内容,恐怕会使你觉得“不正经”,因而甚至会影响到你对我所写的“衷诚之语”要打好些折扣。折扣是一定要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黑字而已。

        不过我在这无形的自然的随便之中却自然地告诉了你,我所想象中的你我关系。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在张家集时就已建立了。但后来被我的那一股骄气损坏了。我愿意随着这股骄气的消失,我们的“老”关系也恢复正常。你愿意吗?

        谨祝你工作顺利,愉快,健康!

        岸英上

        1948年7月24日

        读毛岸英的信,让我很想知道,究竟因什么他对史敬棠提出了“放肆”而“过分”的批评,以至于“损害了友情”,他要做如此的忏悔和自责。

        有幸的是,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信中讲述的“恢复同史敬棠的老关系”的原委,记忆犹新。

        “放肆的批评”之原委

        1947年3月,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还带队到山西临县抓点。那一次,毛岸英也跟康生去了。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严重“左”偏。在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之后,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对中农也采取排斥政策。然而,这种过激的做法,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经验,在《晋绥日报》多次报道并加上“按语”推广。

        归国不久的毛岸英,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新奇又陌生,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对康生的做法,他反生几分钦佩,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称颂“康公真有办法”。

        土改工作的偏差,引起中央的重视。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土改反对‘左’的浪花”,是不点名地批评康生。1948年2月,中央相继发布了几个党内指示,部分地区很快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1948年初,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和曾彦修、史敬棠、于光远、吴剑迅同在张家集工作。这时的毛岸英,对土改的“左”倾错误有了认识,对康生这样的老资格,也不再一味地“崇拜”。

        一次,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团吃饭。饭桌上,华东局的杨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我们的伤病员在村里疗养,他们借此讲条件,不答应就把伤病员杀了。康生听到此,“啪”的一声拍案而起,瞪大眼睛吼道:“还有这样的事?老子开两个团去,把他们的村子平了!”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但谁也没有搭腔。

        回到张家集驻地,议论起白天的事,大家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但也只能心照不宣。

        没有经过整风运动的毛岸英,顾虑自然少,加上他性格直率,只有他敢把看法说出来:“今天康公太缺乏政治家风度,派两个团轰平村子,乡亲们岂不要都跟着遭殃?作为中央领导,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可是史敬棠等不好对康妄加评议,在岸英面前,还要替康辩护,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压一压反动分子的嚣张。

        张家集小组的同志,因对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偏离政策的现象顾虑重重,不便坚持己见,故而毛岸英和同志们产生了分歧。毛岸英认为史敬棠、吴剑迅不能“坚持原则”,对“左”的做法持妥协态度,所以才有了他言辞激烈、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人的事情发生。

        曾彦修说:“这就是毛岸英信里讲的‘放肆的批评’的原委。”

        (《文汇读书周报》6.1 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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