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像一面古镜，越磨越亮

    对和平安宁的、美的生活的永远向往，是孙犁小说超越时代的特质，有别于当时的抗日战争小说。《荷花淀》使战士们在最紧张的时候闻到了荷花香气，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使读者、使当时的战士们了解因何而走上战场，又为何而活着。

    时光会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痕迹，这真是没法子的事情。斑点、皱纹、苍老，总会如期而至。我们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忧伤、不安、纠结、挣扎，会全部刻印在我们的身体和脸上。脸最终成为我们内心的拓印。一些人的脸早已被岁月摧毁得面目全非，而另一些人，则面容平静，棱角分明。孙犁的面容属于后者。他文集的每一张照片都有平静、素朴、诚挚之气，即使到八十岁。在那平静的面容之下，却埋藏着一颗永远致力于自我完善、自我打磨的心灵。

    一

    孙犁曾经是时代的宠儿，是风口浪尖上的人。他的文字记录着一个民族战争年代的日常风景。“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个，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孙犁小说写的是华北平原里最常见的美，因为他的讲述，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世界变成了美。

    在作品追求粗犷、豪放的时代里，孙犁小说写得雅致、细腻和干净。没有正面的厮杀场面，他只写他看到的，即使许多读者批评他写得不够壮观和浩大。他写战争的阴影和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相片》中，女人要把照片寄给前线的丈夫。那是从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照片上的人呆板阴沉。“为什么不寄另一张？”“‘就给他寄这个去！’她郑重地说，‘叫他看一看，有敌人在，我们在家里受的什么苦楚，是什么容颜！’”建构一种日常生活的美，捍卫人世间最朴素的美，这是孙犁小说早期致力建设的世界。但热爱中有愤怒——他对日常生活有多热爱，便有对战争的多么厌恶。

    这也就不难理解，《荷花淀》的开头为何如此美、宁静而多情。“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他的语言吸引人，干净、纯粹、有直接的力量，是那种明白、清新而又敞亮的东西。可是，炮火炸碎了这样的安宁。女人不得不与她的丈夫分离，后者要去抗日、打鬼子，保护家园，保护这样的日常生活。

    对和平安宁的、美的生活的永远向往，是孙犁小说超越时代的特质，有别于当时的抗日战争小说。他关注人，人心，和人的情感。他擅长用最普通的场景抓住我们。人们说着最日常的话语，战火就在家门口，这有可能是最后的别离。“《荷花淀》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孙犁后来回忆说。当然，小说使战士们在最紧张的时候闻到了荷花香气，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使读者、使当时的战士们了解因何而走上战场，又为何而活着。说到底，《荷花淀》之所以好在于它对生活、对战争的理解最为质朴、直接，也最打动人心。

    二

    “他是大江巨河中的一支细流，大江推动了细流，汹涌前去。他的思想，他的所恨所爱，他的希望，只能存在于这一巨流之中，没有任何分散或格格不入之处。”1978年，在谈赵树理的文章里，孙犁提到了那一代解放区作家与时代巨流的关系。作为和赵树理并列的解放区代表作家，孙犁自认自己成为作家也是时代使然。

    作为一位典型的“时代作家”，孙犁如何自处？先是选择像许多作家那样写下去。《铁木前传》中有时代的影子，但更多的是人的处境，人的艰难和人的欢乐。那个小满儿，直至今天，还是那么可爱！他看到她身上有人性格上的冲突，但并不试着擦去、抹平。他的作品忠直地保留着那些冲突和不和谐。在一个嗜好统一风格、量身定造英雄人物的时代里，他寻找艺术创作的可能性。

    他记下那些性格冲突的人物，这些人物暧昧含混，不容易站队，但正是他们使我们感受到爱，恨，怀疑，惊讶，忧伤，不安，还有难以名状的同情。这些人物的诞生，使人们注意到，孙犁笔下，有多种多样的女性，多种多样的人民和百姓，这些人身上，潜藏着人的复杂性。我们透过他的小说，认识亲近那些人，并爱上他们。那种既在又不在，既亲近又游离的关系。

    孙犁是想一直写下去的。但完成《铁木前传》之后，他开始眩晕，鼻子血流不止。从此，他有二十年几乎没有写作。1978年，他曾经提到赵树理进城后对时代的不适。现在看来，当时的孙犁何尝不也如此？1956年，孙犁43岁，正是作家写作的盛年，但他病了。

    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此时的孙犁是心病，心理作用使然。土改时期，他家中因有长工被定为“富农”，这给了他巨大的心理负担。更直接的压力来自于写作本身。让他大受刺激的是1953年胡风集团案，鲁藜在会议现场被捕，“我受了很大刺激，不久就得了神经衰弱症。”之后，在北京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的大会，孙犁本作为天津作协代表参加，但他以“有病”坚辞。

    “文革”期间从鬼门关里走过一圈之后，孙犁最终寻找到了可以使心灵暂时安宁的港湾。古籍使他最终安定下来。这位看起来软弱的读书人从最困难时期开始搜寻古书，他把它们排列在房间，终日相伴。最幸运的是1972年，曾被没收的图书部分被归还，他重新开始和他的书在一起。

    古书是他给自己开的药方，书房是他的医院，他按鲁迅的藏书目去买书，立志像先生那样阅读。自己耕耘，自己收获，自己教养自己，阅读减缓了他的痛苦。

    那个年代也有人宽慰他说，“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他不回答，也不赞同，“我不知道，如果我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十年之间，从未在昔日同行和战友身上扔下哪怕一小块石头；十年之间，“没有贴出一张揭发检举老战友的大字报”；没有“向造反派投递那种卖友求荣的小报告”。在抗日战争的英雄时代里，这位书生用他的笔为英雄们鼓与呼；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他选择成为一个人，一个沉默的不违背良心的普通人。

    三

    晚年孙犁依然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扶持青年作家成长，艺术性是孙犁判断作品的内在标准。在给铁凝、贾平凹等人的信中，他不断强调真诚，赤子之心。为什么他那么愤激？因为看到当时一些投机之作大行，他极为不屑。

    读书、写字、思考，这个有着很高社会地位的人选择清贫、节俭的生活方式，不谈小说影视改编，不上电视，几乎不出席会议。他甚至后来也不再为他人写序，评论他人的文字越来越少，因为他不想虚与委蛇。他的自序里是对自我的苛责和不满，他的文字由清新变成沉郁。

    看什么样的书，写什么样的字，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位知识分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双面人。他们读的书和他们写的字是不一样的，他们写的字和他们做的事也不一样。而孙犁不，他的阅读、写作、为人合而为一。他不分裂自己，他不使所写所说和所做割裂开来，他“知行合一”。

    孙犁是隐士吗？读孙犁的书会知晓，他不是。新时期的孙犁写下那么多的读书笔记，为一代新作家的出现而欢欣鼓舞，这些作家既包括铁凝、贾平凹、莫言、丛维熙，也包括张贤亮、佳峻、贾大山、韩映山。当然，这位老人最终还是“水土不服”，因一场笔墨官司，他给自己最后那本书取名《曲终集》后便不再发言，直至终老。许多人为他主动搁笔而不解而惋惜，但人们只看到他的不写，却没有看到他搁笔里自有刻骨的骄傲和倔强，那是一种自我成全。

    四

    孙犁和他的时代关系是卓有意味、能给后人以重要启发的话题。这个人，绝不完全我行我素，他到底是历经战火的革命者。每每大时代面前，他尽可能保持自我——孙犁柔弱的背后、沉默的背后是做人的本分，是挺拔，也是自在。

    1982年，孙犁在给贾平凹散文写的序言中提到过作家的一生：“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贾平凹在孙犁去世之后写文章说，“孙犁像一面古镜，越磨越亮。”面对这古镜，我们不仅能看到什么样的好文字会被人广泛阅读，也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作家逝世后依然长久受人尊重。

    为什么“这一面”古镜越磨越亮？当然因为他本身的“青铜质地”，更因为他在漫长岁月里对岁月侵蚀的自我抵抗、自我反省、自我教养。

    （《文汇报》5.23）